【转并按】苏维埃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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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9 22:04:56

【按】 有时候, 看历史, 我会当成笑话, 无奈又好笑, 也得承认, 科学网的新闻有时候也有这种效果, 只能感叹精神分裂的人可真多. 其实不是他们精神分裂, 是我太过于注意自洽罢了, 谁让咱是做量子化学的呢? 自洽场的概念可是根深蒂固的.

原文: 苏维埃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1976年《参考消息》

《苏维埃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一)

原载《参考消息》, 出版日期:1976.03.08

【本刊讯】美国《大西洋》杂志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号刊登赫·史密斯的一篇书摘, 题为《苏维埃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在克里姆林宫庇荫下的表现》, 摘要如下:(原编者按:赫·史密斯刚结束他《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的任职. 他是行将出版的《俄国人》一书的作者, 本文即取自这本书)

俄国的上层看清了前途, 明白前途美好. 他们乘坐小轿车风驰电掣般从红场驶往老百姓不准入内的、供应精美食品的商店, 驶往豪华的乡间别墅.

随便哪天下午, 只要你沿着离开克里姆林宫两个街区的格兰诺夫斯基大街漫步, 就会看到两排闪闪发亮的黑色伏尔加牌小汽车停在那儿. 汽车的发动机嗡嗡作响, 司机警惕地注视着车上的反光镜. 路边虽然有“不许停车”的牌子, 他们却视若无睹, 显然对警察毫不顾忌. 他们所注意的是格兰诺夫斯基大街二号的门口. 这是一座米黄色的建筑物, 窗户油漆一新, 墙上有一块牌子, 上面写着:“一九一九年四月十九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曾在这所房子里向开赴(内战)前线的红军指挥员发表讲话. ”

门旁的另一块牌子写着:“身份证办理处”. 但是我听说, 这里涉及的不是任何身份证, 而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的人员及其家属的身份证. 一个外人如不注意党的官员喜欢坐的伏尔加牌小汽车, 认不出中央委员会的汽车所挂的牌照MOC和MOД, 就会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同寻常的. 从“身份证办理处”的门里不时走出男男女女, 手里提着鼓鼓囊囊的皮包或者挟着用牛皮纸包的整整齐齐的纸包.

沿着这个街区, 在一般人看不到的地方, 扬声器把其他司机叫进一个门口有警卫站岗的有围墙的院子, 来接把货送回家的电话命令. 大门口一位白头发看门人把好奇的行人赶走. 原来这是一家秘密商店, 故意弄得不叫人注意, 只有苏维埃新贵们和持有特殊证件的才准入内.

有一个这样的商店的完整的网, 为苏联社会的上层服务, 即那些头头们, 或者为一位苏联记者所不恭敬地称呼的“我们的共产党贵族”. 这种商店使苏联贵族不受长期匮乏之苦, 可以不排长队, 不看售货员的冷眼, 免除了每天都折磨普通公民的其他一切烦恼. 在这里, 政治权贵们可以买到俄国稀有的精美食品:如鱼子酱, 熏鲑鱼, 最好的罐头鲟鱼, 出口的伏特加酒, 不常见的格鲁吉亚葡萄酒和摩尔达维亚葡萄酒, 上等肉类等等. 而且冬天还有其他地方很难买到的新鲜水果和蔬菜. (有一次, 一位苏联妇女和我开玩笑地谈到苏联的穷人和富人的差别:“富人一年到头吃西红柿, 我们只能在夏季吃到西红柿. ”)

有一些商店还以低价和免除关税的价格, 向新贵们出售无产阶级从未有过的外国货:法国白兰地酒、苏格兰威士忌酒、美国香烟、进口巧克力、意大利领带、奥地利毛里长统靴、英国毛织品、法国香水、德国短波收音机、日本磁带录音机和立体声收音机. 更有甚者, 有些商店还向这些权贵们提供克里姆林宫的厨师烹调的热饭菜, 这些食品和一般国营商店的食品相比较, 质量是很高的. 一个出身名门的莫斯科人告诉我, 她和朋友们常常光顾旧阿巴特区的一家饮食店, 因为这里有格兰诺夫斯基大街“身份证办理处”的卖剩的食品.

苏联的特权制度有它自己的规章:依职衔的高低决定特权的大小. 他们每月享有“克里姆林宫津贴”, 足可供使一家人免费大吃大喝, 最高级的领导人享受送货上门或者可以直接在设在克里姆林宫和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商店内领取货物. 与别尔谢涅夫斯基环行路的“突击工作者影剧院”毗邻的政府宿舍, 是一座庞大的灰色公寓建筑, 有专门供副部长和最高苏维埃执行委员的商店, 供给的价值和质量按地位的高低而分若干等级.

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卖减价食品的商店, 可以到里面买东西的人有:苏联的元帅和海军将领、高级科学家、宇宙航行员、经济管理人员、获得高级勋章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获得列宁奖金的作家、演员、芭蕾舞明星、《真理报》、《消息报》或其他重要出版物的高级编辑以及莫斯科市的领导人. 一个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里工作的人告诉我, 党中央机关里的工作人员分三个等级, 因而要在三个不同等级的商店里买东西. 到设在党的总部里的食堂吃饭, 饭菜也是按照严格的等级制度供应的. 党的机关和政府主要部委的中级干部、军队总参谋部人员以及秘密警察等, 都在奢侈品少一些的中级商店里买东西, 他们付的钱要比大头头多.

许多政府机关还发给高级官员“特殊配给卡片”, 凭卡可以到特殊商店买东西. 一个官僚告诉我, 在这种商店买东西的人, 可以购买的钱数都按级别有一定的规定, 并标明在卡片上.

在苏联社会, 还有另一种特权:莫斯科设有八家硬通货“小白桦树”商店, 持有“卢布证券”的苏联人可以在这里购买廉价的进口货或本国的稀有商品. “卢布证券”是一种特殊的货币, 通常发给那些在国外挣了钱而把外汇换成卢布的苏联人, 例如:外交官、受信任的记者和诗人等. 有特殊门道的政府官员, 一部分薪金大概也用这种证券支付. 在黑市上, 一个“卢布证券”可以换八个普通卢布. 几乎所有经常和外国人打交道的苏联人, 如旅游向导、政府译员、陪外宾的记者、教外国使馆人员俄文的教师等, 也能得到若干“卢布证券”津贴, 买条进口围巾、花衬衣或领带, 或者一双厚底高跟鞋. 甚至有位美国外交官注意到一个跟踪着他的保安人员, 也到一家“小白桦树”商店里买东西. 另外, 有些饭店还为偶尔招待外国人的苏联高级官员办宴席. (据一家英国《研究》季刊报道, 勃列日涅夫的正式薪金为每月九百卢布, 但他的额外所得使他的实际收入远远高于这个数目, 可是又没法估算出来. 其他有权势的新贵们的情况也是如此. 但是从表面看, 勃列日涅夫似乎不如苏联元帅富有, 元帅的最高工资为每月二千卢布, 也没有重要的国防科研人员及行政官员富裕, 这些人的工资也在二千卢布的水平, 而且不如大作家, 大作家的一本书要是改编成电视或电影, 其版税可达十五万卢布. 有权势的新贵们不仅享有金钱买不到的特权, 而且据一些了解内幕的苏联人说, 党的一些主要官员还领取特殊的秘密工资, 可是外人无从推测其确切数目. )

享有特权的新贵的人数有一百多万, 如果算上他们的亲属, 大概得有数百万. 它的确切人数是苏联社会许多难以捉摸的事情之一, 因为苏联不承认存在这么一批人. 照官方的说法, 苏联现在只有两个阶级:工农以及雇员“阶层”. 后者包括职员和知识分子, 但正是这个“知识界”的上层, 构成了实际上的特权阶级. 其核心是党和政府的领导层这些管理国家的官僚, 再加之以高级经济管理人员、科学技术方面最有权势的行政官员、党报及宣传系统的主管人.

苏联制度的神经中枢, 用苏联人的话来说就是“花名册”, 就是那些被党的首领选来掌管最重要职位的人的秘密名单.

这种“花名册”存在于苏联生活中的所有各级, 从乡村到克里姆林宫都是如此. 最高一层, 是政治局的“花名册”—由苏联的统治者亲自指定的职位, 即内阁部长、科学院院长、《真理报》和《消息报》的主编、各共和国和州的党组织的负责人、最敏感的一些部的副部长、驻美大使和另外几个主要大使以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比美国白宫班子的权力还要大的这个中央委员会书记处, 又指定成千上万的人担任其他重要工作, 这些工作虽然较低, 但仍很重要. 按照这个程序, 一级指定一级, 直到各加盟共和国、各州、各市、各区以及各个村庄, 在全国形成了一个任意授予官职的庞大的系统.

特殊商店以及其他设施的服务对象, 正是这个被一层一层任命的统治集团. 任意授予官职的制度遍布全国, 所以连州的首府也有这种特殊商店和其他特权设施, 为当地的上层人物服务, 当然规模要小一些.

在苏联, 还有另外一条通向上层的途径, 就是在增强苏联国力和为国增光上展示出个人的才能. 大科学家、芭蕾舞的主要女演员、宇宙航行员、奥林匹克冠军、世界闻名的小提琴家、有名望的指挥官等都能在上层占有地位, 但是仅仅是地位, 而不是权力.

虽然文化和科学界的著名人士对展示苏联的力量和成就效力不小, 但是要保持他们的地位和特权, 还必须显示忠诚. 党独揽奖赏大权, 既可以给他们以大量奖金, 又可以授予他们保证过舒适生活的勋章和头衔, 或者决定发表他们的作品, 使之有利可图. 党还行使惩罚之权, 如不许索尔仁尼琴获得列宁奖金就是一例; 或者剥夺出国旅行以及在国内演出的权利. 但是在一般情况下, 为了说明所取得的成就和收买那些已经成名的人, 党的官僚机构总是授予文化和科学界的名人以“人民艺术家”、或者列宁奖金获得者的桂冠, 并且赐予他们享有很舒适的乡间住宅这样的特权. 这种做法和当年俄国沙皇多少世纪以来的做法别无二致. 对于那些勇于为沙皇效力的上流人士, 沙皇赐予他们庄园和高贵的称号.

党中央委员会现在有个名称不显眼的部门, 叫“总务部”, 它有自己的秘密经费, 专为权势集团管理和提供各种特权设施, 如上等公寓、乡间别墅、政府招待所、特别疗养院、汽车队以及以安全为借口提供的仆役. 一位莫斯科的记者告诉我, 这些仆役事前都签署了保证书, 决不议论新贵们的私生活. 对他们的谨慎小心, 付给了优厚的报酬:他们也有专门的商店和乡间别墅.

头目们的地位和特权表现在, 拥有配备司机的小汽车. 这种小汽车一般在街道的中央开足马力飞驶而过, 警察看到它们开来, 马上就得示意其他车辆让路. 上层的精华大约共有二十人——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和全国书记——他们使用黑色的“吉尔牌”小轿车, 配有专职司机, 每辆约值七万五千美元. 这种轿车貌似长形的“林肯大陆牌”轿车, 里面非常豪华:软塑料扶手坐位, 长毛绒地毯、装有空气调节器、无线电话以及其他装置. 自从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一个心怀不满的陆军中尉, 从克里姆林宫的鲍罗维茨基门向党的领袖勃列日涅夫的汽车开枪射击以来, 勃列日涅夫出行时, 通常就有四辆汽车.

对于那些资格够不上坐“吉尔牌”汽车的二流人物来说, “海鸥牌”汽车算是牌子最好的. 在一些主要街道上, 专门划出了中间行车线, 供要人的汽车行驶, 人们常把这种行车线称做“海鸥牌行车线”, 因为“海鸥牌”汽车经常突然冲进这条线. 能坐“海鸥牌”汽车的人是:内阁部长、海军将领和陆军元帅以及来访的重要外宾和代表团. 有些西方国家的大使馆和企业用一万卢布(一万三千美元)的价钱购买了这种汽车.

由专职司机驾驶的公家汽车车队是如此的多(大多数是黑色的“伏尔加牌”), 人们都已习以为常了. 但我听见有人抱怨, 这些小轿车的司机在狭窄的路口横冲直撞, 结果行人被吓得四处逃散, 象农村路边的小鸡一样, 其他汽车也不得不向路边躲闪. 一九七三年, 一位出席苏联召开的“世界爱好和平力量大会”的美国黑人妇女, 对于载着她的官方代表团的“海鸥牌”小轿车蛮横地把人群冲散感到很不舒服, 说这使她联想到沙皇时代的贵族, 在路中央驱车飞驶, 溅得农民一身泥的情景. 苏联官方的向导向她提醒道:“嘘!别这么说. ”

但是在讲排场和摆阔气方面, 配有专职司机的小汽车还不能说明地位和特权的程度. 一般地说, 苏联的政界上层人士过着一种人民看不见的特权生活. 一九七四年, 苏联为欢迎尼克松总统在金碧辉煌的克里姆林宫圣格奥尔基大厅举行了盛大宴会, 我对其排场和奢华颇感惊讶. 当两国领导人步入大厅, 站成一排, 倾听演奏两国国歌时, 我和他们相隔只有几英尺. 尼克松穿一身蓝色哔嘰西服, 勃列日涅夫噘着嘴, 系一条紫红色的西方格式的宽领带, 波德戈尔内主席长着一个圆头鼻子, 柯西金总理显出不耐烦的神情, 眼珠直转, 象小孩儿一样盼望着仪式赶快结束. 大厅两边设置的长形宴会桌, 每个足有一百码长, 桌上摆满了精美食品:各种鱼子酱, 熏鲑鱼, 烤猪肉. 在巨大的水晶吊灯下面, 身着白衣的服务员穿梭往来, 端上一份份热菜, 管弦乐队为几百名出席宴会的苏联新贵演奏《南太平洋》里的乐曲. 美国记者当然不会放过报道苏联的好客和奢侈, 但是苏联报纸却只字未提, 老百姓也许对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特权生活略有所闻, 但决不会知道详细情况. (一)

《苏维埃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二)

原载《参考消息》, 出版日期:1976.03.09

克里姆林宫本身确实雄伟壮观. 但是莫斯科没有能和白宫相媲美的官邸. 苏联领导人喜欢乡间别墅, 胜过市内的寓所. 勃列日涅夫住在库图佐夫大街二十六号一座旧式的九层公寓大楼的后侧, 占了一层楼; 在他住房的上面住着秘密警察的头子尤·安德罗波夫, 下面是内务部长尼·谢洛科夫. 柯西金住在市内最受人羡慕的地方, 建筑在列宁山上的一座现代化公寓里, 可以俯瞰莫斯科河另一边的莫斯科商业区. 波德戈尔内住在托尔斯泰大街一座高大而保养得很好的黄砖公寓里. 市内还有其他几处重要地区供政治显要和莫斯科市委领导人居住.

但使普通苏联人眼花缭乱的却是公寓的内部装饰. 一位熟知莫斯科统治集团的女演员告诉我, 她看见这些人物的厨房里有壁柜、塑料贴面的案子、西德屈佩斯布施公司的电灶及冰箱; 起居室的陈设雅致, 具有现代芬兰派的风格, 这些家具都是以低价买进或是以免税价格买的进口货, 这一切使她惊讶不已. 她说, 厨房里的一些装置非常新奇, 在苏联市场上根本见不到, 因而要派出技工到西德接受特殊训练, 以便安装和维修这些新贵的厨房.

给普通苏联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各种新式装置和陈设, 而且还在于房间的宽敞:他们往往一个人有一间房, 完全不必睡在起居室里. 我认识一位研究生, 他经常到老牌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的颇有名望的儿子阿·米高扬将军家里作客. 使他为之愕然的是他们住在政府住宅里的七间一套的房子里(不算厨房和洗澡间), 他把它描绘得象美国纽约派克大街上的最好住宅:除家里每人一间房子外, 还有一间书房, 一间起居室以及一间放一架大钢琴也不显得挤的饭厅. 对于百分之九十九的苏联人来说, 这种宽敞的奢侈程度是不可想象的. 房间的高度也使他为之侧目, 正象西方人对大多数苏联房子的天花板矮得不舒服感到惊讶一样. 他能看到特权阶级的生活情况是不容易的, 因为冲破特权阶级的圈子, 看到他们生活情况的苏联人并不多.

一个年轻的政府外交政策专家说:“一切都给伪装起来了. ”他是一个失宠的老党员的孙子. 说这句话时, 我和他正在西夫采夫·弗拉热克区散步, 这里住着许多显赫人物的家庭, 他因为以前在高级学院念书, 所以在这儿有一些朋友. 他说:“这些公寓是中央委员住的, 你再看街那边的破房子, 差得多远, 简直没法比. 再过去, 在拐角那边就是中央委员会的旅馆, 门口没牌子, 你没法知道这是干什么的, 谁走过去, 也不会注意. 我有一个朋友被指派到奥地利工作, 极度的好奇心驱使他想知道这个旅馆是个什么样, 想看看里面的家具. 于是他走了进去, 还没来得及瞧, 一个接待员就走来问他进来做什么. 经过一番争吵, 才放他出去. 这下可闯了祸, 奥地利去不成了. 他的前途就让这么个过失给断送了. 在这里, 你不要问这、问那, 不关你的事儿, 就不要打听. ”

我们向前走了四、五十米光景, 看到前面有座摹拟古典式的旧建筑, 样子很难看, 有五层, 四周围着高高的栅栏. 建筑物的表面是发亮的红色花岗岩, 并且有黑柱子的门廊. 石头砌成的过去的两座警卫室由于太沉, 地基下陷, 而严重倾斜, 以前使用的铁门给封死了, 现在用左边的一个门. 外面停着几辆配有MOC和MOД牌照的黑色伏尔加牌小汽车. 有个司机, 穿着克格勃便衣人员常穿的深蓝色雨衣, 在车旁蹓跶. 另一辆有着刺眼的红座套的小轿车的司机, 正照看着后座上的一个小女孩. 车道旁的一块牌子上写着“仅供医疗车辆行驶”. 这时从屋里出来一位夫人, 身穿时髦而合身的皮边外套, 脚登一双齐膝的进口长统靴, 钻进这辆红座套的汽车, 一溜烟开走了.

我的朋友对我说:“这里是克里姆林宫的主要诊疗所. ”

人们常提到克里姆林宫诊疗所, 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一般人泛称的克里姆林宫诊疗所, 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诊疗所, 而是许多诊疗所和医院的组合.

其中一个一度叫做克里姆林宫医院的, 最为引人注意, 在列宁图书馆正门大街的对过. 它也没有什么标记, 只是门旁有一个锤子和镰刀的图案. 我有时看到政治局的“吉尔牌”小汽车停在门口, 这时就有一些克格勃的特务在人行道上聊天消磨时间, 司机在擦着挡泥板. 但是苏联朋友们却认为, 勃列日涅夫或其他大人物不会到这里来看病.

苏联的要人宁愿在僻静的地方看病, 例如在新贵们的别墅区的昆采沃的医院, 东欧的领导人诸如东德的乌布利希和昂纳克就在这里做过专门治疗.

《苏维埃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三)

原载《参考消息》, 出版日期:1976.03.10

其他疗养院和诊疗所分布在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 以及有利于健康的矿泉附近. 这些医疗设施专供上了“花名册”的权贵们使用, 人们提到这些医疗设施的管理机构时, 只说:“四司”, 意即卫生部第四司. 有一次在官方安排的采访中, 我问一个漂亮的女人做什么工作, 她脱口说出在“四司”工作, 说完马上垂下两眼, 知道说漏了嘴, 怕我追问. 为了回避这个问题, 主任医生在一旁忙把话题岔开.

其他有名声的机构, 例如科学院、芭蕾歌剧大剧院也有特殊的诊疗所和医院, 医生远远高于一般水平. 这些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赫赫大名使为他们看病的一些医生也抬高了身价, 私下为人看病, 收入颇丰.

说到药物, 苏联新贵们得到的无疑是最好的. 在苏联, 药物虽然很便宜, 但长期供应不足, 以致党报隔一段时间就得抱怨一番. 有一个年轻的外交政策顾问经常向他的有权势的朋友借身份证, 钻到克里姆林宫的药房或者配一付新眼镜或者买一些类似抗凝肝素的普通药.

然而, 高级人物最大的特殊享受是在莫斯科以外的地方. 苏联领导人及其家属有许多僻静的别墅, 就其单个来说, 可能没有尼克松在棕榈海滩以及在加利福尼亚的疗养地那样豪华. 但是这些别墅的地点不同, 气候各异, 实非他人所能比拟. 拿勃列日涅夫作例, 他既能享受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或皮聪大的温暖气候; 又能象以前的德国男爵一样, 同国务卿基辛格这样的外国客人一起在扎维多沃附近打猎, 这里是俄罗斯中部的狩猎区, 气候凉爽宜人; 他和法国的蓬皮杜在明斯克郊外的松林疗养地休息, 尽享幽雅宁静之乐; 列宁格勒附近的用玻璃和柚木建造的国家宾馆, 也是他常到之处, 在这里可以领略现代化的芬兰式建筑的风趣.

在苏联几乎所有大一点的地方和许多小地方都为新贵们设置了特殊的公家寓所. 它们座落在道路的尽头、篱笆的后面、松树或白桦林的深处, 在人所看不到的地方. 一次, 我和一群美国记者来到寒冷的西伯利亚西部一个叫做苏尔古特的产石油的城镇, 住在过去由柯西金使用过的一个招待所里. 招待所的房间用松木板嵌镶, 具有农村特色, 非常舒适, 而附近的工人住宅都是千篇一律的预制构件房屋, 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 招待所的双人房间既宽敞又亮堂, 有很舒服的床和照明用的变阻器. 虽然刚开春, 但小饭厅的桌子上摆满了新鲜水果和蔬菜, 这在普通商店里是绝对看不到的.

一次, 我在火车上偶然遇到了柯西金的女儿露德米拉, 她是一个中年妇女, 她一家人正在拉脱维亚的政府休假地度假. 当时同我一块儿旅行的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迈. 麦圭尔, 我们和她的丈夫杰·格维希阿尼交谈起来. 他是个东西方商业问题专家, 在一次有关苏美贸易问题的记者招待会上我曾见过他. 我们就苏美贸易问题谈了一会, 又扯到苏联的一些休假地. 格维希阿尼是个漂亮的格鲁吉亚人, 衣冠楚楚, 爱穿合身的衣服, 颈系(巴黎)迪奥尔公司的新式领带, 象西方国家的企业经理一样, 能够到处旅行. 在谈话中, 他说他们一家人喜欢波罗的海海滨的凉爽天气, 黑海之滨的索契夏季炎热, 对于他的背病不利.

我们正谈着话, 服务员一反苏联的惯例, 从相隔六个车厢的餐车为格维希阿尼一家人端来了饭菜. 我们俩忙起身告辞, 然而服务员见我们俩是外国记者, 而且把我们当成格维希阿尼一家的熟人, 就让我们也在客车车厢里用餐, 并且很有礼貌地解释说, 拉脱维亚铁路一向是把饭菜送到乘客面前的. 但在回来的火车上, 当我们向一位年轻的女服务员说我们要定饭时, 她显出很惊奇的样子, 说:“我们从不这样做. ”

在克里米亚半岛和黑海沿岸等地方, 有些政治局委员的别墅豪华异常, 使得稍微廉洁一点的共产党官员也觉得看不过去. 其中最出名的是乌克兰的前党魁彼·谢列斯特的别墅. 由于克里米亚半岛是乌克兰的一部分, 谢列斯特可以为所欲为地调配劳力和材料, 在雅尔塔的草木茂盛的尼基茨基植物园附近, 他让工人在一块半英里长的海滩上建起一座高大的四层宫殿. 铺垫海滩的沙子以及各种家具和陈设都是专门运来的. 修建的防波堤在热带树丛中蜿蜒伸展, 横跨海滩, 最后隐没在海浪之中. 保安人员不让游泳或散步的人接近这些屋宇.

不论苏联其他领导人对谢列斯特的挥霍无度感到多么不安, 但直到他失掉政治局委员和在乌克兰的职务后, 他才被迫交出别墅. 在这方面, 党的规矩常常是无情的:丧失地位意味着丧失公家别墅. 不过谢列斯特作为一名级别颇高的副总理, 在被降职以后, 肯定会得到一所差一点的别墅.

《苏维埃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四)

原载《参考消息》, 出版日期:1976.03.11

一九七四年六月,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陪国务卿基辛格乘坐游艇沿着奥列安达游弋. 葛罗米柯在基辛格面前炫耀他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在克里米亚半岛得到的新别墅.

享受特权的规定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外是米高扬. 这个亚美尼亚老头是个搞党内阴谋诡计的老手, 正如苏联人所说, 他是个“从伊里奇到伊里奇”幸存下来的人物, 即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 一九六五年赫鲁晓夫下台后, 米高扬虽然作为赫鲁晓夫这条线上的人而被迫退休, 但他设法在黑海的加格拉附近保留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别墅, 这座别墅以有两个大理石砌成的游泳池而驰名, 一为海水, 一为淡水. 不仅如此, 他还在莫斯科郊外保留了一座有仆役的巨大的宅第和豪华的庄园, 墙外绕有一道干涸了的深沟. 革命以前, 这里的主人是个高加索的巨商.

党的领导人占有的别墅, 一般占地面积达数英亩. 一律是国家免费供给的. 别墅的周围有高高的绿色栅栏. 有个莫斯科人告诉我说, 普通苏联人从小就知道, 不能走得太靠近这些栅栏. 莫斯科河的岸边, 有个叫乌斯宾斯基的村庄, 附近有一块河滩, 专供外国使馆人员游乐. 在通往这个村子的路旁建有许多这类别墅, 凡是通往别墅的岔路上, 都插着“禁止入内”的牌子, 防止好奇的人闯进去. 在最高级人物的别墅周围, 不但树林深处有便衣警卫, 而且为了防止汽车无意中开到里面, 一些主要路口还有武装警察把守.

莫斯科人感到整个这套生活方式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的讽刺, 因而给勃列日涅夫编了个笑话:

勃列日涅夫想让他母亲知道他干得多么成功, 于是决定把她从乌克兰的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老家接到莫斯科. 他先领他的母亲看他在城里的宽敞公寓, 但她并没显出高兴的样子, 甚至还有点不自在. 于是他叫来了他的“吉尔”, 和母亲坐上车, 飞速向他的在乌索沃附近的别墅驶去. 他领着她到处看, 一间一间的房子, 漂亮的庭院, 但她仍然没说什么. 于是他把自己的直升飞机叫来, 带她飞到他在札维多沃的狩猎场. 在这儿, 他陪她看宴会厅, 向她炫耀大壁炉, 他的各种枪枝, 以及所有的一切. 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 恳求似地问道:“告诉我, 妈妈, 你认为怎么样?”

他母亲踌躇地说:“哦, 很好, 列昂尼德. 但是, 红军回来了怎么办?”

莫斯科的西郊和西南郊, 丘陵连绵起伏, 一些重要的别墅区就座落在这里. 其中闻名国外的要算彼列杰尔基诺的作家别墅区, 鲍·帕斯捷尔纳克曾在这里居住; 儿童作家科·丘科夫斯基也在这儿住过; 《真理报》为它的高级编辑在这儿预备了许多别墅; 被西方国家称为苏联特殊情报人员的维克托·路易斯在这里拥有一座富丽堂皇的两层住宅, 里面有橡木大壁炉、蒸汽浴室, 墙上挂着圣像, 还有一个网球场, 冬天泼水成冰就是滑冰场.

这里还有一座东正教的小教堂, 其色彩的鲜艳豪放及美观与红场的圣巴西尔大教堂不相上下.

从克里姆林宫往西行二十五公里左右就到了尼科利纳戈拉, 建筑在这里绿树荫中的许多夏季别墅专供科学院院士、记者、作家以及象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巴伊巴科夫这样的政府官员使用. 离这儿不多远, 在乌斯宾斯科耶附近, 就是高尔基六号, 即军界最高人物的别墅区. 所有这些别墅区都在彼此只相隔几英里的范围之内, 离茹科夫卡很近.

茹科夫卡是苏联政界、科学界及文化界的要人所居住的整个别墅区的心脏, 集中体现了苏联社会顶端的圈子是何等狭小. 在朋友们打开地图给我看茹科夫卡的地理位置以前, 所说有些莫斯科的居民把莫斯科叫做“畸形发展的村子”, 我总是不解其意. 这么个熙熙攘攘的工业大城市, 人口有八百多万, 却把它叫做个村子, 理由何在?后来我终于明白了, 他们是说, 如果你也在这个圈子里, 是其中的一分子, 就会看到圈子里的人们互相传递消息和干其他许多事情就象一个小镇上的人们的情况一样, 人们彼此熟识, 非亲即故.

在苏联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 莫斯科这个城市也确是小而又小了.

《苏维埃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五)

原载《参考消息》, 出版日期:1976.03.12

茹科夫卡是苏维埃社会的新贵们会合的地方. 但是, 它的外表给人以假象, 一般人路过这儿, 看到的只是一簇簇用圆木建造的苏联农民的典型小房子和菜园里看菜的小屋. 唯一的标记是, 这里有个低矮的但十分庞大的用水泥板建造的商店, 店旁设有露天停车场. 这座商店是在赫鲁晓夫时代专门为住在周围别墅里的新贵们盖的, 甚至直到如今还被人们称做“赫鲁晓夫商店”.

茹科夫卡之所以具有农村气息, 而且看起来象个集体农庄的村子, 原因之一是实际上它有三个而不是一个居住区. 从莫斯科路过这儿的司机或旅行者, 在路的右边看到的, 是一般口头称呼的“茹科夫卡村”. 但在目所不及的密林深处, 越过通往莫斯科的铁路支线, 还有另外两个村子, 用整齐美观的路牌标明“茹科夫卡一号”和“茹科夫卡二号”. 当地人把“茹科夫卡一号”叫做“部长村”, 把“茹科夫卡二号”叫做“学者村”. 部长村住的是内阁部长和他们的高级助理, 四周围着砖墙和铁栅栏. 当地农村的一些妇女被雇来充当警卫, 以防止外人接近和进入它的高级商店买东西. 进入部长村要凭特殊通行证, 而且里面等级制度森严. 部长村从它建立以后不断扩大, 而今里面分成了两个居住区, 一个靠公路稍近, 里面住着地位较低但仍很重要的官员, 另一个在铁路线的更加隐蔽的一边, 住着更高级的人物.

别墅是按照级别地位分配的. 一位数一数二的科学家曾告诉我, 他认识的一个科学界的高级行政领导人, 被提升为副部长, 随后接到通知, 他将在部长村得到一所公家别墅. 但这之前, 他已经在一个科学界的居住区购买了一所豪华的别墅, 因而尽管分给他公家别墅是一种荣誉, 他还是不想搬家, 不愿意放弃他的宝贵财产. 他企图婉言谢绝. 上级严厉地告诫他:“你是不是想蔑视花名册制度?你一定得住和你的身份相称的公家别墅, 把私人别墅卖掉. ”他遵从了.

学者村是个比较松散、不太正式的居住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 斯大林把位于部长村附近的两层的乡村住宅奖给发明原子弹、氢弹以及第一座回旋加速器的科学家, 这是学术村的开端. 赫鲁晓夫时代, 又住进了太空时代的科学家. 现在这个居住区已有大约一百五十所别墅.

在原先那个简朴的茹科夫卡村内, 在那些圆木小屋和老旧乡村房屋的中间, 最近几年一所所新别墅如雨后春笋般建造起来. 专门负责监视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克格勃的一名将军, 在这里占有一所老式别墅.

学者村的背后就是米高扬的巨大庄园以及位于波杜什金公路上的中央委员会的疗养院. 再向莫斯科走一、二英里路, 就是苏斯洛夫住的地方, 他是党的最高理论家, 是他组成了推翻赫鲁晓夫的联盟. 向相反的方向, 从茹科夫卡出发经过两个小村庄, 在乌索沃居住区的对面, 是一些最高级和最隐蔽的官邸, 住着勃列日涅夫、柯西金、马祖罗夫和葛罗米柯. 葛罗米柯是在进入政治局以后才从他的部长级别墅搬到这个勃列日涅夫“飞地”来的.

在茹科夫卡的松树林中, 有时会碰到战壕的残痕, 地面凹凸不平, 行走艰难. 一个和索尔仁尼琴志同道合的俄国作家列夫·科佩列夫, 对我说:“这些都是战争的伤痕. ”

列夫指向西面三、四英里远的地方说:“在那儿, 可以看到勃列日涅夫的别墅. 水塔, 看见了吗?那是专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马祖罗夫的别墅修的. 别墅, 你是看不到的. 它们就在水塔的旁边. 人们把勃列日涅夫的别墅叫做‘一号别墅’. 一九五九年尼克松来时, 赫鲁晓夫住在那里. 从河上看得见这所别墅. 我们是在赫鲁晓夫时代看到的, 当赫鲁晓夫带尼克松乘他的游艇时, 我们正在河上, 真是数一数二的官邸, 漂亮的庭院, 惹人喜爱的河岸, 大理石的台阶一直通到水边. 但是现在禁止到那片河上去了, 连我们俄国人也不让去. ”

我们沿着村舍间的羊肠小道返回村子时, 谈起了苏维埃新贵们的别墅在地理上的紧密关系.

列夫沉思着说:“若是在一九七二年秋或者一九七三年春的一天早晨, 你站在赫鲁晓夫商店的旁边, 就会见到所有的人. 大概早上九点钟, 萨哈罗夫和他的妻子会打这儿路过, 到河边去游泳. 随后,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马祖罗夫会坐着‘吉尔’打这儿急忙驶往克里姆林宫, 逢到天气好的日子他们都住在别墅里. 大约十点钟, 索尔仁尼琴会到这个商店给儿子买牛奶. ”(五)

《苏维埃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六)

原载《参考消息》, 出版日期:1976.03.13

“然后就是苏联原子弹的权威哈里顿, 后面是从部长村来的罗斯特罗波维奇和肖斯塔科维奇. 不论是科学界、文化界还是政界的大人物你都看得到, 全都路过这个乡村小商店. ”

新贵们和普通俄国人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别之大, 还在于特权阶级能够得到西方的东西:看西方的杂志、书籍和电影, 坐西方的汽车, 到西方去旅行. 据说, 特权阶级可以看到禁止普通苏联人看的西方电影, 放映这些禁片的秘密地点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各专业俱乐部或者电影界的俱乐部:电影之家. 能看这些电影成了知识分子非常珍视的一种地位. 在最高一层, 苏联统治者的别墅里备有家庭电影放映机, 既放苏联影片, 也放西方影片. 文化部有时秘密邀请来苏联访问的外国剧团演一些内容非常庸俗和下流的戏剧, 专供艺术界和文化部的官员观看.

在物质方面, 苏维埃新贵们从西方学来的最时髦的地位象征, 乃是西方昂贵的豪华小汽车. 勃列日涅夫一边搞缓和, 一边使西方小汽车在苏联时行起来. 众所周知, 勃列日涅夫酷爱豪华的西方小汽车, 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投其所好, 送给了他许多西方汽车. 不过, 不大为人所知道的是, 苏联其他要人也喜欢西方汽车, 波德戈尔内主席坐一辆梅塞德斯—600; 经济计划头子巴伊巴科夫有一辆雪佛莱—因帕拉牌; 大剧院的主要女演员普利谢茨卡娅喜欢一辆哈尔曼—吉亚1500牌……拥有西方汽车的人数正在逐年增长, 因为离职回国的苏联记者和外交官以及出国演出的高薪演员, 都神魂颠倒地迷恋西方汽车. 到西方去满足自己的贪欲, 就是这些人的平生第一大志愿.

“在苏联的制度下, 钱算不了什么. ”一个工资很高但不能去西方的作家抱怨说, “有钱得有地方花才行. 中央委员的工资并不太高, 可是他一切都免费. 可以送他的孩子上最好的大学或学院, 还可以把他们送到国外去念书. ”他停了一下挖苦地说:“他们现在都忙着把孩子往国外送, 就象忙着送走那些持不同政见的人一样. ”

苏联社会还存在一种无形的关系, 凭着这种关系, 一位将军可以通过一位科学家, 把他的儿子录取进大学. 作为回报, 这位科学家又可以弄到一张缓役证. 凭着这种关系, 一个有名的反特电影剧本作者可以到保安机关为他的妻子和女儿搞到去西方国家旅行的许可证. 在俄国的生活中, “走后门”是个非常重要的、经常的、渗透一切的因素. 一个高级科学家告诉我:“我们这儿是种姓等级制度. 军人子女跟军人子女结婚, 科学家的子女跟科学家的子女结婚, 党的高级干部、作家、演员的子女也是这样. 儿子盼着父亲或岳父通过走后门使自己飞黄腾达, 父亲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别人都这样做, 我为什么不呢?”

某些大专院校已被人们认为是党、政、军高级人物培养自己子女的领地. 如莫斯科国立大学的新闻系和法律系, 因为这些主要是“政治”领域; 又如外语学院和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 因为这里可通向到国外旅行和在国外发迹. 这些就是某些高级领导人要把自己的子女或孙子孙女送进去的地方, 他们经常通过走后门使入学考试时的不及格分数变成了“成绩优秀”.

我有一个朋友说, 他认识一个国际关系学院的讲师, 是个党员, 他由于不服从院长关于给新贵们的子女评最高分数的命令, 结果被解职了. 在一些俄国人当中, 新贵们的子女被嘲笑为“苏维埃少爷小姐”. 我的朋友说, 有许多学生出生于名门望族, 他们虽然功课非常差, 但是在家庭关系的保护下, 没有被开除出校.

一天, 有几个年轻朋友提议我夹在他们中间混进国际关系学院去见识见识. 它是苏联的一所保密的学院, 门口没挂牌子, 有警卫站岗不让无关的人入内. 入口处的一块牌子上写着“出示证件”. 朋友们叮嘱我, 走过警卫时, 果断地点点头, 好象和他们认识, 就可以混进去. 我发现他们说得对. 陪我来的朋友指给我看贴在墙上的课程表, 带我到图书馆, 欣赏了一番它专门“储备”的西方报纸和书籍. 虽然这是一所有特殊地位的学院, 我没有看见一件新式的直观教具, 而这在美国的大学里是非常普通的.

不过, 有个美国姑娘与几个东欧国家的朋友(这里也是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的子女的乐园)参加了在这个学院里举行的一次舞会后说, 国际关系学院里的私下聚会确实弥漫着道地的西方气氛. 她的朋友指给她看在一对对跳舞的人中有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孙子孙女, 在伴舞的学生爵士乐队中, 外长葛罗米柯的孙子正在弹吉他. “他弹得不错”, 这位美国姑娘说, “那天晚上这个乐队演奏的舞曲没有一个是俄国的, 全是硬壳虫乐队和滚石乐队一类的西方货色, 是用英语唱的. ”

有些机构, 诸如新闻社或“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已成了尽人皆知的新贵们安插他们的子女的地方. 通过走后门, 这些年青的一代得以在新闻出版机构或外事研究单位获得轻松愉快的职位. (六)

《苏维埃新贵们是如何生活的?》(完)

原载《参考消息》, 出版日期:1976.03.14

俄国人自己评论说, 上层社会的气氛愈来愈象革命以前的俄国. 一个工程师对我说, 马克思为资本主义社会所预言的情况——经济大权越来越被一小撮人所把持, 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似乎正在今天的苏联发生. 在许多方面, 不论年龄的大小, 新贵们都显示了一种阶级感. 一个有钱的作家的妻子说, 她有一个八岁的儿子, 以前不好意思带同学来家里玩, 后来遇到了一个有名的陆军将领的儿子, 才把他带到家来, “因为他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生活得这么好, 但他觉得可以带这个将领的儿子到家里来. ”

苏联统治集团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即他们不得把自己的后代硬塞进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岗位, 同时, 在苏联现领导的孩子当中表现愿意或者确有能力从事政治生涯的人确实寥寥无几.

这种对移交政治权力的限制, 以及禁止继承公家别墅和其他直接的官方特权的做法, 被一些苏联人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见的人引为证据, 认为苏联社会实际上并没有产生一个新的特权阶级. 一个科学家同我争论说:“一个阶级一定要具有永久性和稳定性. 在旧制度下, 贵族感觉自己的地位很牢靠;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地位不是很牢靠的. 失掉了地位, 就失掉了一切; 现在不能把自己的地位和特权传给自己的子女. ”

但是新领导人通过使他们的儿孙辈上最有名望的大学, 利用权势使他们在最好的机关单位获得工作和职业, 他们正是用这种方法为他们的下两代提供长期的地位. 而且在科学界和文化界, 高级人物除了给他们的后代带来了发迹的机会和地位外, 确实把诸如别墅、公寓、汽车、金钱等私人财富和财产传给了子孙.

谈不上什么不稳定和不牢靠. 苏维埃新贵们的一个突出特征恰恰在于他们稳定地和长期地把持着职位. 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行政人员的更迭极其缓慢. 这种情况再加上没有斯大林的清洗以及赫鲁晓夫的突然改革, 使党和国家的最高官僚机构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牢固.

某工业部的一个高级官员向我的一个朋友抱怨说, 七十年代苏联经济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一个企业经理以上的人被降级”. 他主张为提高效率, 要经常变动. 但是很显然, 他并不代表这个新阶级. 因而密洛凡·德热拉斯提出的共产主义已经产生了一个“新阶级”的论点指的不是个别官员, 而是作为一个社会阶层而存在的整个政治经济官僚机构, 这个阶层独揽大权, 独享特权, 而且团结一致, 因为个人的特权有赖于集体的生存.

正如一些俄国人和西方学者所认为的, 苏联的大官们并不是铁板一块的. 他们当中有守旧派和革新派, 一方面是惯于采取强硬路线的警察和保安人员, 严厉的理论家; 另一方面是工业界和科学界的强调效率第一的专家治国论者. 文化界的上层也有保守派和自由派. 但是在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时代, 为了避免分歧、保持统一, 只要磨擦公开化起来, 领导上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采取保守的折衷. 因此, 尽管有种种磨擦, 但苏维埃新贵们忠于给他们带来权力和特权的花名册制, 他们仍然是抱成一团的.

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人, 例如萨哈罗夫和麦德维杰夫都谴责特权制度, 但是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这是一个冒风险的问题, 绝大多数对这种制度表示不满的人都是在私下发泄. 有一天夜里, 一个上了年纪的妇女路过一家专为新贵们服务的乳品店时, 忍不住对我的妻子抱怨说:“我们恨这些特权. 在战时, 在他们真是我们的领导人的时候还好说, 可是, 现在不行. ”阿利卢耶娃曾描述了住在茹科夫卡别墅内的青年新贵们与当地的农村少年发生争吵以至殴斗, 使人嗅到一股阶级对立的气味. 有个曾给高级军官的公寓安装空气调节器以及厨房装置的技工, 对他的俄国朋友愤恨地说:“看看他们都有些什么!难道我们为革命奋斗就是为了这个?”    在一次政治局委员和农业部长波利扬斯基举行的宴会上, 一位非常著名的诗人的妻子爆发了她的不满. 这是我所遇到的最突出的事例. 宴会上, 大家开怀畅饮, 喝得醉醺醺的, 诗人的妻子带着三分醉意, 到女盥洗室去了. 不一会儿, 客人们就听到了吵闹的声音. 原来诗人的妻子正在摔波利扬斯基夫人的法国香水瓶, 而且边摔边骂:“真是伪善透顶. 还说什么这是一个工人的国家, 人人平等, 睁眼瞧瞧这些法国香水吧!”

但是, 一般苏联人对要人们享受种种特权的反应只是摇摇头而已. 俄国人说, 俄国自古以来就有一部分人享受特权, 人们听天由命. 一个在苏联呆过十个月的美国展览会的年轻解说员得出的结论是:“人们不想改变这一部分制度, 而只是想沾它的光. 他们不说苏联的制度不好, 而是想自己也得到一点.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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