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李硕:周灭商与华夏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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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22 11:39:47

上篇: 文王八卦

据说周文王在忍痛吃掉了儿子的肉之后,才被商纣释放。这似乎流于野史传说。但在商人的殷墟遗存和甲骨文献里,这种行为再平常不过……

公元前一千余年,《旧约》中以色列大卫王之世,《封神演义》的传说时代。正当壮年的商纣王君临“天下”,统治着亚欧大陆最东端的华北平原。

此时的周文王,只是一个远在西陲(今天陕西)的小小部族酋长。好几代人以来,周族都臣服于商朝。文王周昌已经年过五旬,[1]在那个年代已经是十足的老人,且又痴迷于怪异的八卦占卜,更给这个撮尔小邦笼罩了沉沉暮气。

一支商军突然开到西部,逮捕了周昌,将他押解往商朝都城——朝歌。这是商人一次惯常的惩戒征讨。数百年来,商王对于他征服之下的数百个邦国、部族,都是这样维持统治的。

这次的结果却迥然不同。

尘封梦魇

三千年后的今天,河南安阳殷墟,黄土掩埋着殷商王朝最后的都城:朝歌。

一个世纪以来,考古学者在这里发掘出了数量惊人的被残杀的尸骸,一起出土的甲骨文显示,他们死于商人血腥的祭祀典礼。累累骸骨告诉世人:这里掩埋了被忘却的血腥文明,梦魇般恐怖而悠长的岁月。

在殷墟一座宫殿旁边,发掘出一百多座杀人祭祀坑,被杀人骨近六百具。这些尸骨大都身、首分离,是砍头之后被乱扔到坑里。两个坑内还埋着十七具惨死的幼童。这座宫殿奠基时也伴随着杀人祭祀:所有的柱子下面都夯筑了一具尸骨;大门则建造在十五个人的遗骨之上,其中三人只有头颅。

商王陵墓区有一座人祭场,比操场大两倍以上,出土近3500具人骨,分别埋在九百多个祭祀坑中。尸骸很多身首异处,有些坑中只埋头骨,或者只埋身躯,甚至是在挣扎中被掩埋的活人。王陵区之外也有人祭现场。比如后岗一座坑内,埋着73具被杀者的骨骸,大都是20岁以下的男性青少年,甚至有十多具幼儿的尸骨。商人文化所到之处,如河南偃师、郑州的商代早期遗址,甚至东南到江苏铜山,也都有大型人祭场的遗址。

多年的自然变迁和人工已经破坏殷墟遗址,整个商朝共有过多少这样的人祭现场,就无法确知了。这些遗址时代早晚不同,说明人祭的做法曾延续了很多年。它绝不是某位暴君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一个文明的常态。

但在被考古学家的铲子揭露之前,中国古史文献从来没有提及商人的这种习俗。

文王之子——周武王灭商之后,朝歌城被废弃、掩埋,商人的这种风俗也消散如云烟。但周朝人又为什么删除了对那个血腥时代的记忆?这和他们的兴起、灭商、建立周朝又有什么关系?

甲骨文和考古发掘向我们提出了这些问题。如果尝试解答它,还必须从上古的儒家经书、古史文献中,搜罗吉光片羽般珍稀飘渺的信息,将它们和考古材料拼合,还原那湮没三千年的恶梦——不,事实。

商朝和它的臣虏:羌、周

商人兴起于东方。他们统治的核心区在今日河南省东北部,属于华夏世界的东方。对于西部的异族,商人称之为“羌”,甲骨文这个字形如大角羊头,代表居住在山地、放牧牛羊为生的人群。这只是一个泛称,“羌”人包含着无数互不统属的松散族邦、部落。

商纣王之前二百年,一位商王的王后“妇好”率军征讨西方,把商朝的势力扩张到羌人地区。那次远征在甲骨文献中的规模最大,全军有一万三千人。和西部蛮族相比,商人有先进的青铜冶炼技术,兵器坚固锋利;他们还有记录语言的独特技术:文字,由此组建起庞大军事和行政机器,以及高度分工的文明。这都是蛮荒部族无法想象的。

商人从没有用自己的文化改变蛮夷的想法。他们只想保持军事征服。商王习惯带着军队巡游边疆,用武力威慑周边小邦,让他们保持臣服,必要时则进行杀鸡儆猴式的惩戒战争。商朝的本土并不比今天的一个河南省大太多。

对于“周”这个西方部族,商人有点说不清它的来历,因为它太渺小了。周人史诗讲述了自己的早期历史,也混杂了大量神话。传说周族始祖是一位叫“姜嫄”的女子,她在荒野里踩到了巨人的足迹,怀孕生子后稷,繁衍出了周人氏族。商周语言中,姜就是羌,所以周人也属于广义的羌人,他们形成部族后,才给自己冠以“姬”姓,而把周围其他部族称为“姜”姓。这标志着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已经疏远,可以相互通婚。按照西方的风俗,同姓、同族的人不能通婚。

到文王周昌的祖父——古公亶父一代人,才有了比较可靠的记载。周人原来生活在深山之中,和野蛮民族(其实就是他们的近亲羌人)没什么区别。古公亶父带着族人迁出深山,沿着一条小河来到渭河平原的边缘,开始进行农业垦殖,从此脱离野蛮,进入了一种更“文明”的生活方式。

这些史诗掺入了周人的自我夸耀,只是部分可靠。从考古发掘看,这个时期关中渭河流域的文明形态都差不多,各族邦都不过几千或万余人,过着种植谷子、高粱,饲养牛羊的生活。他们最主要的农具是磨制石器,居家使用粗糙的灰陶,上层族长才有一点外地输入的奢侈品,比如玉器和铜器。周人并不比羌人邻居们“文明”多少。在商人眼里,他们都同样落后,根本不是值得尊敬的对手。

古公亶父带给周族的最大变化,是他投靠了强大的商王朝,成为商人在远西地区的统治代理人。

在彼时,周族不过是个万余人的小部族,对统治着数百万人口的庞大商朝有何用处?

正如殷墟考古发掘所揭示,商人相信,上帝和祖先神灵主宰着人世间的一切祸福,而异族人的血肉,则是奉献给上帝和祖先的最好礼物——甲骨文中的“祭”字,就是一只手拿着肉块奉献于祭台。他们祭祀用人最主要的来源,就是羌人。甲骨文的人祭记载中,羌人占了被杀者的一大半。他们被称作“人牲”。

亶父带领周族投靠商人之后,最主要的职责就是为商朝提供羌族人牲。这是被后来周人刻意掩埋、忘却的历史,但出土甲骨文泄露了一点信息。

周族自己没有文字。甲骨文“周”字是商人所造。商人对杀人献祭有一个专门的动词:“用”。无数片关于祭祀的甲骨文都记载,商王“用”羌人男女和牛羊奉献神灵。甲骨文中的“周”,是“用”和“口”两个字的合写;《说文解字》对“周”字的解释也是“从用、从口”——在商人看来,“周”族特征,就是缴纳供“用”的人口。【甲骨文图版:用羌】

商人的“周”字还有一种更可怕的写法:“用”字的小方格中点满了点。甲骨文这种点代表鲜血,它来自被杀的人牲,是神明最新鲜的饮食。甲骨文还有专门描绘用鲜血献祭的字:一座凸起的祭台上,用点表示的血液正在淋漓滴沥下来。

从血缘关系讲,古公亶父和周人的这种行为,是对家乡族人的无耻背叛。靠着捕猎羌人,周族成了商朝在西方的血腥代理人,也得到了相应的报酬。锋利的铜兵器可以帮助他们捕获猎物;商人马拉战车的军事技术,可能也在这个时候输入了周族。

亶父以来三代人、近百年时间里,周人都在努力趋附商朝。按照传统婚俗,周族首领应当隔代迎娶姜姓的夫人。[2]亶父的夫人就来自羌人,说明在他当年结婚时还没有背弃西方盟族。但他的儿子季历、孙子周昌(文王),两代人都是从东方迎娶夫人,这表明了他们投靠商朝的姿态。

周人宣称这两位夫人都是商人,甚至是商王之女。这只是他们对周边羌人的吹嘘。商人实行族内婚,严密保护着自己高贵血统的纯洁性,绝对不会将王室之女嫁给远方蛮夷。商人的姓是“子”,而季历和周昌的两位夫人,分别姓“任”和“姒”,她们只是来自臣服于商的外围小国而已。不过任、姒两位夫人的母国,还是比周人先进的多。在周人眼里,她们俨然是从天界下凡的女神一般,后世史诗中充满了对她们的歌颂声,甚至称她们为“大任”、“大姒”(《诗经·大雅·思齐》、《史记·周本纪》)。

两代东方新娘给周族上层带来了巨大变化。丈夫可以不懂妻子家族的语言,但母亲必然会全面影响儿子一代。东方文化随她们来到西部,最神秘、“先进”的当属甲骨占卜之术,它融合文字、占算和沟通鬼神的通灵术于一身,被商人发挥到了极致。其中,对卜骨纹路进行解读和运算的部分属于“八卦”。[3]到文王周昌老年时,开始痴迷于这种来自东方的神秘运算技术。由此,周人和古中国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

文王野心:八卦

文王周昌年幼时就继承了族长之位。实际上,他的父亲季历很可能早夭而没有当过族长。季历的妻子、周昌的母亲大任来自东方,商朝显然支持幼年周昌继任周族之长。他成年后继续从东方迎娶妻子大姒,也是沿袭祖父亶父以来投靠商朝的政策,同时保障自己的权威。[4]

掌握甲骨占卜和八卦推算技术的,都是巫师家族,他们世代传承此职,将其作为家传绝技秘不示人。后世人传说,周文王在被商纣囚禁期间,将八卦推衍为六十四卦,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来历,但周昌接触和演算八卦的开端肯定更早。可以想象,当老年周昌对“八卦”发生兴趣后,肯定对占卜师软硬兼施,采用了各种手段,终于迫使他们交待出了卦象运算原理。

商、周时代,偶或有沉迷占卜之术的上层人士,但老年周昌的惊人之举,就是从中获得了背叛商朝、取而代之的启示。这显然远远超出了作为商人臣属的本分,而且背离了自祖父亶父以来的立国之本。

周昌究竟是如何推衍、论证的,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现存《周易》中的《彖辞》部分,据说就是文王周昌所作,其中有些语言确实显露出不臣之心,比如“宜建侯”、“履帝位”、“建侯行师”这类语言,已经明显超出了臣子本分,充满反逆杀机(屯、履、豫卦)。

多个卦的《彖辞》都显示,“东北丧朋、西南得朋”。东北方不利而机会在西南。商人统治中心河北,正是周人的东北方,这无疑预示着和商王决裂之机已到,需要联络西部羌人、甚至西南方深山的各族为同盟军。而后来武王灭商时,西南民族蜀、髳、微等确实参战(坤、蹇、解卦);文王《彖辞》中出现最多的,是“利涉大川”一词——从关中到商都朝歌,必须渡过黄河,习惯山居的周人不习水性,这显然是老年周昌最关心的问题(需、讼、同人、蛊、大畜、益、鼎、涣、中孚等卦)。

沉溺在卦象演算中的周昌忽视了一点:他求教的占卜师来自商人控制的东方,他们和故乡的同行有密切联系。周人老族长的不臣之心,完全有可能通过占卜师的通信网传向朝歌,而商朝首席祭司又是商王的心腹。于是,商朝军队带走了老周昌。

《史记》等文献完全没说这是一场战事。也许商军像以往征收羌族人牲一样来到周族,顺便带走了周昌。从当时的实力对比看,老周昌的造反念头实为异想天开。所有周族人,包括他的儿子们——后来的武王发、周公旦等等,显然都被这个想法吓坏了。商人军队执法般轻而易举地带走周昌,足以说明周人被震慑之深:他们根本没有追随首领、对抗商人的实力和勇气。

周昌被捉走,把所有的难题都留给了儿子们。夫人大姒为周昌生了好几个儿子,长子伯邑考,次子周发、周旦此时已经成年。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去朝歌向商纣王求情,祈求他宽恕周昌因老迈糊涂而产生的妄念。

《史记》记载,几个从商朝叛逃到周的臣子(闳夭、散宜生等),带着礼物到商都祈求纣王。这显然不是全部实情:见到叛臣只会增加商纣王的愤怒,何况此时周族也难以吸引到商朝的投诚者。商纣是异常聪明的人,“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周昌的儿子们不出面,他肯定不会宽恕周人(《史记·殷本纪》)。

文王诸子这次去朝歌的屈辱经历,只是在他们灭商、夺取天下之后,才被隐讳了起来。事实上,他们在朝歌经历的远不止是委屈羞辱,更是如梦魇一般的血腥惨剧。

天邑商:朝歌鬼神世界

旧史的零星记载说,周昌长子伯邑考到朝歌之后,被商纣王处死且做成了肉酱。周昌在忍痛吃掉了儿子的肉之后,才获得释放(皇甫谧《帝王世纪》)。这确实显得过于荒唐,似乎只能流于野史。但有了今天殷墟的考古发现和甲骨文献,我们才知道,这种行为对于商人再也正常不过。

以往数十年里,周人一直在向商朝提供羌人俘虏。对于这些人在朝歌的命运,周人可能有一些模糊的了解,却不会有太具体的观感,因为西部并没有商人的人牲祭祀场。只有在老周昌和儿子们相继到达朝歌之后,才亲眼目睹了那些经自己之手送给商人的俘虏的下场。

按照甲骨文记载,商人用活人献祭的方法有很多种。比较常见的是“卯”祭,这个字是人或牲畜被掏空内脏之后、对半剖开悬挂的形状,如同今天屠宰流水线上悬挂的猪羊。事实上,羌人俘虏也确实常和牛、羊一起被杀死“卯”祭。【图版,甲骨文“卯羌及牛”】

其他献祭方式包括奉献人牲的内脏、鲜血、头颅。加工人牲方法有烧烤、滚汤炖烂、风干成腊肉等等,都有专门的甲骨文字。这都是加工食物的方法,因为他们就是奉献给神灵的饮食。按照习俗,神明享用祭品时也施加了祝福,所以典礼结束之后,献祭者将分享祭品。

这自然会得出一个惊悚的推论:商人,特别是上层商人,很有可能是食人族。但这并非只有考古证据。历史文献中除了伯邑考被做成肉酱;另一位对纣王有异心的小国君“鬼侯”也被做成了肉干,分赐给其他邦君为食。

按商人观念,异族的酋长、贵人是最高级的人牲,他们给这种酋长叫“方伯”,再多的普通人牲也抵不上一位方伯。周昌或者他的继承人,正是商人眼里的一位“羌方伯”。

但这次被“用”的为什么是伯邑考,而不是他的弟弟武王发、周公旦,或者惹出这场风波的老周昌自己?

在犹太《旧约》里的上古时代,上帝最喜欢接受长子作为祭礼。商人未必有这种礼俗,但他们确实喜欢用青壮年男子或儿童献祭,极少用老年人(对某些特定的神则用青年女子)。而且,商人习惯用占卜选择祭品,他们应当对伯邑考、周发、周旦等兄弟进行了认真考察和占算,来确定谁最适合做成肉酱。毕竟,用来祭祀的牛、羊事先也要认真检查,看它们的毛色、肥瘦,以及有没有疤痕、暗病,这种记载在《春秋》中屡见不鲜。老周昌的儿子们如何经历过这一关,他们的感受如何?旁人将永远无法得知。

无论如何,老周昌重获自由。而且,他和儿子们还有了意外收获。

首先,商纣王对他们的悔过非常满意,尤其是周昌吃下自己儿子肉的表现。这大概象征了他衷心归化于商人文明世界的姿态。纣王授予周昌“西伯”身份,让他代表商朝管理更大范围的西方事务。

还有,在这次朝歌之旅中,周昌父子获得了面对面观察商人高层的机会。除了那些足以让人疯狂的血腥祭祀,他们还发现,商朝远不是他们在西陲时想象的“天邑商”——如同仙界般悬浮在天空的神圣都市。这里虽然富丽堂皇,但所有的人,从商纣王到他的兄弟子女亲人,都和周人一样普通,没有任何神圣之处。

最关键的是,商人世界并非一个团结的整体。和任何一位族长、首领一样(甚至更加严重),纣王身边充斥着心怀不满的兄弟和宗族成员,他的儿子们为争夺继承权明争暗斗。闳夭、散宜生等向周人暗送秋波的商朝臣子,应当是在这时和周昌父子们建立联系的。周武王灭商之后扶植的傀儡、商纣之子武庚,此时肯定也对周人进行了试探拉拢,更不用说商纣那些早已心怀不满的叔伯兄弟们,比如稍后被处死的比干。在这些人看来,周族人和他们那些西方亲属羌人部族,也许是可以利用的潜在力量。如果商纣王一意孤行、不尊重这些贵族的利益,就有必要联络异族,里应外合发动政变。

商纣王和他身边的觊觎者们,都没有想到扶植周族可能带来的危险。

商人称霸中原已长达六百年,从没有外来威胁可以动摇它的统治。而且,商人一致认为,天界的上帝、诸神主宰着人间一切祸福命运。已经死去的历代商王、贵族,也都进入天界成为神灵,拥有大小不一的神力。那些神灵非常“现实”,只保佑向他们献祭的人。奉献的人牲、牛羊越多,诸神就越高兴,会保证献祭者享受人间的一切。

商王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向天地、山川、祖先之神不停献祭,祭祀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如同营养师的菜单。在甲骨文记载中,商王会一次宰杀、奉献三千名人牲,以及一千头牛。能够保存到现在的甲骨文只是九牛一毛,这肯定不是商人规模最大的祭祀。

由于商王垄断了向诸神祭祀的权力,也就独享了诸神的福佑,理所当然要征服、统治大地上的所有民族。当然,这也是为了给诸神提供更多的祭品。

在这种思维方式下,商人自然成为了一个以纵欲著称的民族。向神明献祭的人和民族就可得到天佑,于是不必顾及什么道德戒律,更不必担心未来的忧患。《史记》记载了纣王建造酒池肉林、男女裸体集体淫乱等种种荒唐行为。其实,这和他敲骨看髓的故事一样,都是将整个商族的丑恶集中到了一个人身上。种种酷刑、血腥的杀祭,都是商人集体而非纣王一人的娱乐方式。

他们还从上到下沉溺在酗酒恶习之中,终日少有清醒的人。纣王在位以来,来自西方的人牲数量在减少,但作为酿酒原料的粮食在不断增加(周昌怠工以后,纣王正试图在东南方开辟新的人牲来源)。

商王之下的贵族们死后成为小神,但他们也必须保佑后世商王,不能只顾及自己的子孙。在纣王之前二百多年,商王盘庚刚刚把都城迁到朝歌,他身边的贵族们大都不满。盘庚将他们召集起来训话,公然威胁说:不要以为你们死去的祖先会帮助你们,因为他们都在我先王的身边,跟着享受了我奉献的祭品,所以会优先保佑我盘庚,不会纵容你们![5]

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

据说商人早期是经营畜牧和商业的民族,所以他们把被统治的人视同牲畜,并且用生意人的思维和诸神打交道(《山海经·大荒东经》,《世本·作篇》)。商纣王觉得天下是他一人的产业,其他商人贵族也认为王位只能在商人内部传承。周人只是他们的工具而已,永远没有爬到主人位子上的可能。

太公阴谋

在周昌父子们周旋活动于朝歌时,他们也许还遇见了一位后来共同参与改写历史的人物,就是太公吕尚——后世所谓的“姜太公”。他族姓为姜,属于周人的传统盟族,羌人。

《史记》说太公吕尚是“东海上人”,在渭水边垂钓遇到文王而被重用。这种叙事模式来自《战国策》的说客故事,不足采信。更晚的野史小说《封神演义》,则有姜太公曾在朝歌城里卖面粉、当屠户的故事。在商周之际,世袭阶级身份是不可能改变的,根本不会有出身平民的暴发户。太公必然出自羌人中的吕氏部族,是一位典型“羌方伯”之子。

但这并不排除太公曾有在朝歌生活的经历。《史记》中记载确凿的,是姜太公在后来周人的灭商事业里作用巨大,特别是提供了许多阴谋秘计,“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这种阴谋算计,和羌人、周人在西陲山地的简单淳朴生活格格不入。只有“文明”世界才能塑造出如此阴沉工于心计的人。

那么,出身羌人上层的太公吕尚,为何有着如此复杂难以捉摸的经历,并最终和周人走到了一起?

结合周人以往为商朝所作的工作,可以推测,太公作为羌人吕氏部族的首领之子,可能是被周人俘获或者诱捕,然后作为人牲送到了朝歌。那时的太公和文王都还年轻。但某些变故使他侥幸保住了性命(比如占卜结果并不适合作祭品等),便在朝歌城内作为一名贱民生活下来,直到见到了被押解来的老周昌和追随而来的儿子们。

如此的话,老年太公和周昌在朝歌城内的再次会面,一定极富戏剧性,特别是在老周昌父子们经历了作为“羌方伯”的种种遭遇、伯邑考被“用”之后。这次相见的细节已混淆在种种传说中无法复原,但结局很清晰:这些有着同样惨痛经历的人达成共识,太公谅解了周族人以往的暴行,认可了老周昌的灭商梦想——虽然动机来自他未必理解的八卦推算。他悄悄和周昌父子们一起回到了西部,共同投身到灭商大业中。

带着在朝歌的惊悚、悲哀、新知和收获,老周昌和剩余的儿子们回到了故乡。他们离开时只有忧虑绝望,归来时却已经团结一致,带领全族投入了这桩豪赌事业:翦商。这个事业已经裹挟了包括周人在内、从东方商都到西部远山的各种政治势力,一旦开启就不可能中止,如同置身深山峡谷中的漂流之舟,或者苦撑到辽阔富饶的新家园,或者在激流乱石中撞得粉身碎骨。

这桩事业中,新加盟的太公吕尚为周人提供了极大帮助。司马迁《史记》记载,太公给文王周昌、武王周发父子策划的,都是阴谋诡计、密室之谋,大多没有记载下来。但他能给周人的教益不止于此。

和周人、羌人相比,商人的文明更加发达,分工专业化程度和生产效率更高。以太公可能在朝歌城内从事过的屠宰业为例(倒不仅是来自《封神演义》的戏说,在很多早期文明中,屠夫职业确实与贱民身份密切相关),商都的这个产业早已脱离了小作坊经营阶段。屠宰完的人牲肉、骨利用很充分,不同部位、器官被分拣归类,进入下一轮生产环节。在1930年代发掘的殷墟手工工场区内,有专门加工人腿骨的作坊,经过初步拣选的成年人腿骨被捆扎在一起,等待下一步精细加工,可能是制作束头发的骨簪。在其他的商代作坊区中,还有专门用人头盖骨制作碗的遗迹。周人不会这样利用人骨,但这种分工、专门化的生产方式,则是太公能够带来的真正进步。

此外,年轻的周发(武王)还娶了太公的女儿,周公旦可能也娶了另一位姊妹。由此,周人重续了和羌人的世代婚姻,两个亲缘部族终于在灭商大业之下团结起来。

下篇: 周公解梦

朝歌城的经历、长兄的惨死,显然给武王造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他的后半生都无法摆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

周命维新

从朝歌返回之后,老周昌对翦商事业非常乐观。他的创意终于得到了儿子和族人的响应,他们看到了商人内部的裂痕,还获得了太公为代表的羌人同盟军。再加上卦象显示的各种预兆——目前族人们还不懂如此高深的玄机,但他们早晚会为之折服——翦商大业注定前途光明。

周昌甚至按照朝歌的排场给自己加了王位。从此,他才成了和商纣王平等的王、历史上的“周文王”。当然,这只是在周人的小范围内,悄悄瞒着商纣王的耳目。

从朝歌回来之后,文王的身体还算康健,记忆力却迅速下降。后来周人史诗说他“不知不识,顺帝之则”,其实是典型的老年痴呆症状(《诗经·大雅·文王》)。

这些已经不重要,因为他有限的时间和智力,都已投入了将八卦演算为六十四卦的工作,这也许是他解除丧子之痛的唯一方式。后世卦师们的衣食之源——《周易》由此产生。

但这对于翦商事业没有任何助益,具体工作都由儿子们进行。除了丧命商都的伯邑考,现在成年的只有周发和周旦。对于老周昌一意孤行开创的这桩事业,他们依旧视为畏途。

和庞大、发达的商王朝相比,周族力量毕竟太弱小了。周旦(周公)性情柔弱,从不敢质疑父亲的决策,但也无法胜任太多建设性工作。周发则努力担负起这桩事业,这应当是他被文王指定为继承人的重要原因。

周昌父子的翦商事业,已经被古代经学家、现代历史学者讲述过无数遍。他们举族迁往更适合农业种植的平原地区,借着商纣王授予的“西伯”头衔,拉拢、团结周边羌人等部族,对不愿服从的部族、方国则进行武力征服。

周人扩张非常迅速,他们的势力甚至开始伸展到关中之外。被征服者提供了衣食资财,使周族男子得以从生计劳碌中解脱出来,组建全民皆兵的武装。周人传统的氏族、家支都被打散,青壮年在军事单位中重新编组。

在扩张过程中,周人还创立了“大学”,也叫辟雍或明堂。这个最早的大学的事业,不是学习研究文化,而是对所有周人男子进行军事训练,最基本的必修课是射箭,最先进、难度最高的则是驾驶战车作战。

在经典文献的描述中,辟雍是一座环水的高大建筑,其实就是护城河环绕的武装堡垒。周王和儿子们都居住在堡垒中。这座辟雍成为周人征服南北西东的力量之源: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从朝歌返回之后,文王周昌又活了九年。他去世后,周发即位自称武王,但仍然继续文王的纪年。按照他的解释,父亲的在天之灵依旧指导着翦商大业。

周公解梦

但武王周发始终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中。

朝歌城的经历,特别是长兄伯邑考的惨死,给他造成了无法愈合的精神创伤。再加上翦商事业的压力,担心失败的恐惧,使他的后半生都无法逃脱失眠和噩梦的困扰。

《逸周书》中以多个以“寤”为题的篇章,都记载了武王的恶梦之痛(《寤儆》《和寤》《武寤》《武儆》)。他常常辗转终夜无法入眠,黎明时分恍然睡去,却又梦到翦商之谋泄露、商纣王震怒,联络好的盟友们都不敢反抗,整个周族旋即遭受灭顶之灾:

呜呼,谋泄哉!今朕寤,有商惊予。欲与无□,则欲攻无庸,以王不足,戒乃不兴,忧其深矣!

——《逸周书·寤儆》

每次他从恐惧中醒来,都要派身边的小臣去请弟弟周公,向他讲述梦里的惨状,以及对谋商事业能否成功的忧虑。商王家族世代向上帝献祭,他们肯定能得到上天的保佑,试图翦商是否是逆天悖伦之举?

对于这种恶梦,周公也只能尝试用梦来缓解。他宽慰说,他们的母亲大姒曾梦到商都朝歌生满了荆棘,这就是上天降下的商人将亡之兆。虽然上帝享受了历代商王的祭祀奉献,但他不应该因为这种小小的实惠而偏袒商王。

为了使自己的解释圆满,周公一次次进行发挥和阐释:王的使命,应当是使天下所有的人生活在和平、公正之中,这就是所谓“德”。上帝应该只保佑有“德”之人,替换掉没有“德”的君王或王朝,以有德之人代替之。只要武王努力修“德”,就一定能在上帝福佑之下战胜商王(《太平御览》引《周书·程寤》,《逸周书·大开武、小开武》)。

武王从未能真心信服这种解释,恶梦一直陪伴他到成功灭商以至去世。如果真有那位全知全能的上帝,长兄伯邑考为什么还会惨死在朝歌?

他宁可相信实力决定一切。只有在战场上彻底消灭商朝军队,周人才能从恐惧中解脱出来。所以武王真正信赖重用的是岳父太公。每天晚上,他都在和岳父密谋富国强兵的种种方案,拉拢周边小邦、分化商人高层的种种策略。

但密谋结束之后,他依旧会辗转反复无法入眠,朝歌人祭场的一幕幕在眼前挥之不去,惨死兄长的魂灵随时会降临他的卧室。每次从恶梦中挣扎而醒时,窗外已开始泛白,弟弟周公正守候在榻边。

周公名“旦”,字形是半轮太阳正从地平线上升起,意为清晨。他确实是武王在每个恶梦之晨看到的第一个人。武王的侍卫亲随——“小子御”早已习惯,看到他失眠和恶梦,不待指令也会向周公求助。

于是,武王在周公的宽慰鼓励中稍稍振作,开始新一天的工作。史书没有记载,周公自己是否逃脱了噩梦的纠缠,以及他自己是否相信那些关于“德”的说教。但每个黎明前被兄长召唤的时刻,他都从容清醒如白日。周公显然已认真考虑过自己的定位:他无力承担父亲开启的正义而疯狂的事业,也无法给死去的长兄报仇。但这个使命和它带来的压力,注定要由他们兄弟二人一起承受。

他对“德”的阐释,只是作为普通人的美好愿望:他们不想无故被杀或者杀人,只渴望生活在一位圣明君王统治下的安定中。但和所有普通人不一样的,是他的兄长周发必须成为那位有“德“君王。不然整个周族将死无葬身之地。

如果说武王的使命是成为帝王、翦商和建设人间秩序,那么他周公旦的使命,就是做这位帝王的心理辅导师,塑造和维护他的伟人形象,如此便于愿足矣。

牧野鹰扬

文王死去两年之后,武王终于集结兵力,发动了对商朝的进攻。

但是,当他们到达黄河边后,忽然又停止进军,班师撤退。第一次出征草草结束。

周人和盟友都不理解武王的想法。其实,武王曾多次和太公、周公秘密讨论:以周人现有的兵力,完全无法对抗商军,要征集更多的部族做同盟军,则势必泄露翦商之谋,这显然是一个两难的处境:

“余夙夜维商,密不显,谁和?”(《逸周书·大开武》)

在两者间权衡取舍许久之后,武王终于决心发起这个冒险之举:公开与商朝决裂,并发动一次有限的试探进攻。这是他向所有被商朝统治的部族发出的振臂一呼:已经有人率先揭竿而起,亮出你们立场的时候到了!

当独夫暴君得意之时,似乎所有人都屈服于他的淫威。但只要第一个、第二个反对者站出来,他们身后会立即涌现一支追随者大军。被血腥人祭摧残已久的部族们纷纷赶来投靠周人。沿途加入周军的“诸侯”——部族和小国,其实多数不过是新石器水平的农业聚落——多达八百个。

这些未经统一训练的乌合之众是无法作战的。所以武王及时退回了关中。他需要时间把这些新盟友们锻造成一支更大的军队。

商纣王本该用雷霆之怒来惩戒周人的叛逆,如同十二年前逮捕文王一样。但他立刻发现,哪怕在商朝内部,他的权威也在迅速下降。对他公开表示不满的高官和亲人越来越多,推翻他的阴谋正在宫廷中酝酿。他忙于扑灭朝歌城内的反对派,处死了叔父比干,关押囚禁了更多的人。越来越多的商朝臣僚叛逃入周,带来了朝歌反对派们求援的呼声。

又经历了几百个不眠之夜后,周武王发动了真正的远征。西部联军沿着当年文王被捉入朝歌之路前进。

刚刚压平国内反对派的商纣王也集结起了大军,准备一举荡平周人和所有的叛逆民族。双方在朝歌城外的原野——牧野集结,即将发起决战。

这个彻底改变中国历史、再造华夏文明的日子,在文王周昌被抓到朝歌的十三年之后,公元前1046年二月一日的凌晨。双方军队连夜集结备战。连绵篝火映红了旷远夜空,人和牲畜的走动喧哗声终夜不休。

严冬即将过去,淡淡晨雾飘散在原野间,枯草上凝结着闪亮霜露。当天空现出幽深的蓝色——这个武王每每从恶梦中惊醒的时刻,双方军队列阵完毕。

周人和他们的同盟军,总共四万五千人;至于商纣王集结的军队,则像树林一样多的无法计算,“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诗经·大雅·大明》),后来的说法是共有七十万人。而且新的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开来。

据说,商人内部的反对者已经约定,在两军接战之前倒戈,向纣王发起攻击。但随着两军距离越来越近,他们迟迟没有动静。或许他们也被商人自己的庞大兵力吓坏了。

周人联军列成方阵,向殷商的矛戟丛林走去。他们因为紧张而越来越拥挤,盾牌互相碰撞挤压,每走几步都要停下来重整队列。前排敌人的面貌越来越清晰,紧张气氛陡然加剧,联军将士终于再也无法挪动脚步。

一方是统治中原六百年的主人,一方世世代代为主人提供人牲祭品,这将是一场实力对比悬殊的屠杀。弱势一方随时都会在恐惧中崩溃奔逃。

武王最后的阵前动员:

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

——《史记·周本纪》、《尚书·牧誓》

就在这短暂而沉寂的对峙之间,一小群联军战士挤出队列,向殷商军阵走去。带领这百十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年过七旬的的权术家、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太公吕尚。没人知道,他何以忽然抛弃了所有阴谋、诈术、诡计,像一介武夫般怒发冲冠直向敌阵。

也许他只想改变羌人作为人牲悬挂风干的命运,他在朝歌已经看得太多。

在后世周人的史诗中,太公在那个清晨变成了一只鹰盘旋在牧野上空。他面前的敌军阵列瞬间解体,变成了互相砍杀混战的人群。武王的部队旋即启动,三百五十辆战车冲向商纣的中军王旗之处……

当淡淡阳光穿透晨雾,洒向原野间的纵横尸骸时,六百年商王朝已经终结。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诗经·大雅·大明》

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

–——《史记·周本纪》

新商人

周人和他们的同盟军开进了朝歌城。

商纣王已经在绝望中自焚而死。除了纣王亲党,所有势力都在他的倒台中获得了满足。王宫的仓库都已空空如也,据说纣王将所有宝物堆在身边点燃殉葬,但从灰烬中只寻找出几块“天智玉”。太公建议武王不要追查宝物的去向:投诚的商人显贵多是些唯利是图之辈,应当犒劳一下他们。周军继续向各地进发,征讨顽抗的商军,倒戈的商朝贵族则充当向导。

平定商朝全境不是问题,周武王和周公、太公焦虑的,是让商朝上层接受被征服的事实。之前双方的秘密联络中,商人上层只是把这次战争看做一次联合铲除商纣的权宜之举,之后的商人仍旧将保有自己的王朝。局势至此,周人显然不会承认这点。

在熟悉商人典礼的太公主持下,武王在朝歌举行了向上帝献祭的仪式,如同商人以往的所有仪式一样,被砍下的头颅是敬献给上帝的礼物,只是这次的头颅换成了烧焦的商纣王、以及他的妃嫔和亲信们,而奉献祈福者换成了周武王,十三年前的人牲伯邑考的弟弟。

之后,武王向商朝臣工训话,宣布商王朝从此被周王朝取代,享用过祭礼的上帝也转而成为周族的保护神。

武王用了商人最熟悉的交易逻辑来论证:上帝此举并非心血来潮的冲动,以往虽然是历代商王献祭,但祭品中的谷物是由周人先祖——姜嫄之子后稷培育的,所以上帝心中早已对周族青睐有加,将商人的天下转托给周人:

在商先哲王,明祀上帝,亦维我后稷之元谷,用告和、用胥饮食,肆商先哲王,维厥故,斯用显我西土!

——《逸周书·商誓》

商纣的儿子武庚被任命为新商王。几个月后,商地逐渐稳定,武王留下三位刚成年的少弟——管叔、蔡叔、霍叔等驻扎商都、监视武庚朝廷,自己带主力班师西归。

纣王的脑袋、还有他曾重用的所有臣子都被押解到了关中。武王在自己的都城镐京再次举行祭天典礼,宣告他正式平定了中土,成为上帝在人间的唯一代理人。

武王要抚慰父亲的屈辱、长兄的惨死。实际上,在向商人复仇的过程中,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新商人。

这个典礼仪式也完全按照商人的惯例进行:纣王的一百名幸臣被押解到祭台下,用斧钺砍断手脚,任由他们在血水里翻滚挣扎。他们喊叫的声音越大,挣扎翻滚的越剧烈,就说明奉献给上帝的祭礼越丰盛。

还有在牧野战场上顽抗的武将、商人核心氏族的四十名族长,他们被剥光衣服,投入到沸水翻滚的大鼎中(《逸周书·世俘》)。

然后,武王身穿天子之服,在音乐声中走上祭坛,向上帝和祖先之灵汇报灭商过程。生的、熟的人牲躯体被抬上祭坛,正式奉献给上帝和周人列祖列宗。纣王和妻妾们的头颅、战争中斩获敌军的耳朵,都被堆放在巨大的柴堆之上焚烧,焦香的烟火气是上帝最喜欢的食物——这是商人的说法。

除了这些惊悚的祭品,山川天地诸神还要享用一些稍为正常的食物:宰杀了五百零四头牛奉献给上帝和周先祖;还有二千七百零一只猪、羊、狗,作为奉献给山川、土地诸小神的祭品。

按照商人的仪轨举行完所有典礼,武王周发合理合法地成为了人间的新统治者。

但他仍旧不能摆脱失眠和恶梦的困扰。

他再次巡游新占领的疆域,试图找到上帝转而福佑自己的迹象,却始终未能如愿。当武王登上西山、俯瞰朝歌城,发现自己还生活在昔日恐惧的回忆中。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在灭商当年的年底终于一病不起。

当武王再次经历过一个漫长的失眠之夜后,小子御陪着周公旦出现在卧榻前。武王说起了自己还没来得及完成的事业:

那些曾追随纣王作恶的商臣和部族,至今尚未全部铲除,随时可能发起反攻;自己的长子周诵还不到十岁,其余的尚在襁褓之中,根本无法治理新兴的王朝;除了周公之外,诸位弟弟都还年轻,只有周公能够接手治理这个新王朝。此事没有其他选择,所以连占卜都没必要了。

而且,在周公即位之后,朝歌城必须毁灭,那里是罪恶的大本营;父兄们在那里遭受的患难血泪要随之一起埋葬。武王已经为周公选好了新都城基址:在位居天下之中的河南平原上、一个小山环抱、三水汇流的盆地内。武王甚至给这座还在脑海中的新城起了名字:“度邑”,周人由尘世升入天堂的过渡之城。

以往宽慰从噩梦中惊醒的武王时,周公总是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这次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只能跪坐在榻前俯身哭泣,任泪水打湿衣裾(《逸周书·度邑》)。

二人商谈的具体过程已经湮灭。但当武王去世时,继位的仍是少年成王,周诵。周公以叔父身份辅政,宣布了营建度邑的决定,只是改名为洛邑——他意识到了天界与人世间不可逾越的界限。朝歌城中所有的居民,从贵族到工匠、贫民,都要迁徙到这座尘世新都(今洛阳市)。

周公制度

叛乱立刻在东方爆发。管、蔡、霍三兄弟质疑周公表面推让王位,实际上却掌控着朝廷实权,这种虚伪的把戏只能欺骗一个孩子。

三人是文王朝歌之难后长大的一代新人,没有当年惊弓之鸟的凄惶经历,视周人的天下为理所当然。朝歌繁华富丽,生活比周人旧地舒适得多,商王的宫阙和种种排场,正应由他们享用,怎能轻易付之一炬?他们联合新商王武庚起兵,要保住这块商人的最后天堂。

周公和关中故地的周人已经预计到了商人的反抗,但没有想到自己的青年们被东方世界同化得如此迅速。军队再次向东方开去。腐化的军队不堪一击,管叔战败身死,蔡叔、霍叔被俘,武庚逃亡到了北方戎狄之中。

朝歌城被夷平为废墟。文王、伯邑考、武王和周公的所有梦魇都永远埋葬于斯。

周公开始颁布他的新政令。所有新政的出发点,就是往昔那些清晨他开导兄长的关于“德”的说法。这些说法对武王从未发挥药效,但周公如今有了全面推行它的机会。

杀人祭祀的风习被严令禁止,甚至宰杀牛羊也不能超过十二头。周公开始营建新洛阳,奠基时的祭礼只有两头牛;次日拜祭土地之神,用了牛、羊、猪各一头。

不仅如此,周公还要消灭有关朝歌的一切,自己和兄长遭受过的梦魇都要永远深埋。既然不能斩杀尽所有的殷商遗民,就只能修改他们的记忆,让他们自以为和别的民族没有任何区别。商王的甲骨档案库早已随着朝歌焚烧一尽;其他各种文献记载也被秘密审查、销毁。

周公还开始重新编纂历史。新的周公版历史说:商人和其他民族没有任何区别,他们的王朝也是禀受天命所建,历代商王和宰辅们都仁慈智慧、兢兢业业。只是末世的纣王丧心病狂,才导致了商王朝的终结。至于周族,也自然没有了为商朝充当帮凶的污点。

商人几百年的血腥暴行都归于纣王一人,他负荷着千百万人的罪恶,被涂抹成了完全丧失理性的疯子,以至孔子的学生子贡怀疑:关于商纣暴虐的很多说法都是后世人的虚构: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论语·子张》

周公五百年后的孔子就是商人后代,他和子贡等弟子们传承的,却是被周公修改过的知识。人们或许能感到,纣王恶行的传说过于虚妄,但不知道这后面隐去的事实是何等恐怖。

这正是周公的目的,他不想后人也生活在恐惧和仇恨中,虽然他和兄长已终生无法摆脱。

还有,民族的隔阂必须打破。商人的族内婚被严厉禁止,所有贵族都不得在本族内结婚,而应当与其他部族、方国的上层联姻。为了巩固新的周王朝,周公还把周人、羌人分封到新占领的东方,让他们在各地建立新诸侯国。商人也都被拆散分配到这些新邦国中,他们将和各地的土著民族通婚混血,互相同化,形成新的世袭统治阶级。

混血、统一、开放的新华夏民族由此诞生。周人、商人、羌人的划分永远成为历史。

周公继续完善着他的道德理想。他制定了种种礼节,希望让人们学会控制欲望,把社会规训得和善、节制、长幼有序。这些说教和规范形成了种种儒家经书,被统称为“周礼”。

当初激发父亲翦商灵感的八卦、六十四卦,也要重新进行阐释,消除那些野心和投机的成分。据说《周易》的《爻辞》是周公所写,它与文王名下的《彖辞》区别极大,不再鼓励任何投机和以下犯上的非分之想,全是一位君子应当如何朝乾夕惕、完成社会角色的励志说教。[6]周公兄弟们从未能理解父亲对八卦的狂热。那个冒失之举虽然最终收获巨大,但毕竟给他们的家庭和国族带来了太多磨难和风险。如果再次面临这个选择,他们恐怕没有勇气投身于斯。

商人和神灵做交易的理论,也要做彻底修改。给神灵、祖先的献祭只是表达虔诚敬意,不需要、也不允许无限丰厚。神灵不再是贪得无厌的嗜血饿鬼,而是保佑有德者、惩戒无德者的最高仲裁,维系着周公倡导的人间道德体系。

在商人的功利、血腥、残暴已然登峰造极之后,周公创建了一套全新文化:节制欲望、善待他人、克己复礼、勤勉拘谨。这就是正在形成的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

周公还以身作则,每次面见年少的侄子成王时,他都战战兢兢如对严父,虽然他是成王事实上的监护人。每向成王表达完自己的意见,或者听成王说出每句话,周公都要以头触地、长跪稽首许久。

至于逐渐长大的成王,和所有青年们一样,开始萌生叛逆心理,对这些繁缛礼节和道德说教渐渐不满。而且周公一直掌握大权,在反对者看来,这无疑是虚伪和言行不一的表现。据说在数年间,成王曾命令周公居住在洛阳,不得到关中朝觐。最后,可能是周公奉还大政、交出所有权力之后,他才与侄子和解,回自己封邑度过晚年。

他委实无法向侄子解释自己这种对道德的近乎病态的依赖:这是他和父亲、兄长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痛,已无从向年轻一代谈起,就像伯邑考的死因不能触及一样。

周公在归政后不久死去,埋葬在文王和武王的陵墓之旁。最后岁月里,他和侄子成王关系如何,史书完全没有记载,但从他死时的寂寥来看,侄子显然还对这位道德楷模心存芥蒂。

周公的道德事业是成功还是失败?恐怕言人人殊。但他彻底埋葬商都记忆的努力无疑是成功的,至少在考古学家的铲子掘开殷墟之前是如此。

尾声

经过十几年历史记载的空白之后,35岁的周成王忽然病重弥留,命悬一线。

但他仍按照天子之仪轨,挣扎着梳洗、穿戴起最庄重的冕服,端坐到朝堂之上,对臣工们发表了临终训话。他历数祖父文王、父亲武王以来的功业和教诲,告诫太子和臣工永保勤勉,不要丧失先辈们的翦商大业。

在臣僚们看来,这番景象恍然周公重生。

显然,在独自为政之后,成王渐渐理解了叔叔的某些用心:

王曰:“呜呼!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后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

——《尚书·顾命》

临终训话结束之后,臣僚退去。成王挣扎着脱下了礼服,回到病榻上。次日,成王去世,太子康王继位。

华夏历史沿着武王和周公修改后的轨迹继续前行,直至今日。


[1] 注:周人是姬姓,自《史记》以来习惯称文王姬昌、周公姬旦等。但按周人自己的习惯,姓只能用来称呼女性,男性只能称氏,周族首领的氏就是“周”。所以如果我们尊重周人的话,只能给文王叫“周昌”,其他以此类推。

[2] 这可能是部落氏族时期的婚俗遗风,主要为了防止出现父子娶同辈近亲。

[3] 这种“八卦”运算体系起源于淮河流域,而早期商人就在那里崛起,所以八卦和甲骨占算属于商人及东方文化一系。

[4] 《竹书纪年》载季历被商王杀死。但杀死季历的未必是真正的商人,而可能是和他妻子大任类似的商人外围邦国。春秋时还多有国君、公子到妻子或母亲之国淫乱,最终激起仇杀的事件。这很可能是季历的真正死因。历史文献多对季历生平语焉不详,可能也和他死得不甚光彩有关。至于为商王所杀的说法,则可能来自周人灭商后改写的历史。

[5] 《尚书·盘庚》。按,《尚书》有今文和古文两个版本,一般认为今文版是真,古文版是后人伪造。《盘庚》篇今、古文都有,定然是真。但古文《尚书》里还有一些篇章,讲商王遵守各种德行,甚至服丧三年,今文版本中却没有。这说明后人在伪造古文《尚书》的时候,给商人加上了他们本来没有的道德观念。

[6] 现存的爻辞掺入了后人的发挥,但周公的意见仍可能包含其中。

作者附言:两位大学同窗为本文提供了帮助,首先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林鹄师兄,他在本文酝酿阶段贡献了许多有见地的想法,本文第一节殷墟考古部分的文字,就直接来自他的著作;北大历史系的韩巍教授审读了全文,并提出了宝贵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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