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梁鹤年:大国盛衰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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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23 09:32:34

【按】本文节选自梁鹤年先生的《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书,通过该书的阅读或许对西方历史有新的认识,故节选最后一章以飨读者。

谁都知道牛顿是个科学家,但有谁知道他也是个神算子?他解读《圣经》的奥秘,预言世界末日将在公元2060年或稍后来临。牛顿的世界末日不是恐怖的事情,而是个解脱。他从《圣经》文字里算出基督信徒会有一千两百六十年的苦难,正如当年犹太人亡国后流徙巴比伦(前597-前538)。但苦难过后,耶稣会再降临。那时,他要洗涤世界邪恶,建立人间天堂,正如犹太人复国,重建耶路撒冷。牛顿视公元800年圣诞日教皇加冕查理曼大帝为教会与俗世权势交媾,被俗世权势腐化的开始。从此,教会脱离神,走向堕落。真正的基督信徒被堕落的教会和与神为敌的俗世迫害,受难一千两百六十年,要到公元2060年才得解放。

牛顿的预言,姑妄听之。但纵观西方历史的大国盛衰,却也发觉有些巧合。

先从西班牙说起。从封建过渡到现代的百多年中,它是西方最大最强的霸权。西班牙是16世纪西方第一强国。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于1516年登位。那时,西班牙在欧洲与英、法同是大国,在海外与葡萄牙平分地球。1519年,卡洛斯取得神圣罗马帝国(主要是德国)帝位,改称查理五世,加上他所属的哈布斯堡世族在各处的领土(如奥地利、意大利、荷兰等地),理所当然成为第一霸权。1546年,在墨西哥和秘鲁发现大量金银,国家财富大增。1556年查理五世让位给儿子腓力二世时,国力达到顶峰。腓力二世以天主教卫道者、哈布斯堡世族领导人自居。为压制新教在荷兰的发展,挑起劳民伤财的八十年战争(1568-1648),犀利的西班牙陆军战无不胜。1580年更意外地统领葡萄牙(1580-1598)。为惩戒英国助荷抗西,1588年发动无敌舰队进犯英伦,断翼而归。但西班牙仍然到处树敌,以卫道自居,终引发全欧介入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蛰伏已久的法国奇兵出击,于1643年罗克鲁瓦一役彻底击溃西班牙。筋疲力尽的西班牙1648年签下丧权辱国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霸主地位。

法国登台。路易十三于1610年8岁登基。他知人善用,任黎塞留枢机主教为相,在1643年罗克鲁瓦一役奠定基业,同年去世。路易十四于1643年5岁登基,扶助他的是黎塞留特选的继任人马萨林枢机主教。两人合力经营,巩固霸主地位。好大喜功的路易十四在马萨林死后发动了三场大仗:法荷战争(1667-1678)、英国继位之战(1688-1697)、西班牙继位之战(1701-1713)。他1715年去世之日,法国国威大盛,但外强中干之象渐露。路易十五登基时也只有5岁,此君长大后才干不高,野心却大。自路易十四开始,绝对君权强化了中央,但也截断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治与权力链条,以至上令不能下达,下情不能上达。但路易十五不长进,国外招摇生事(特别容易被情妇们唆使),国内挥霍无度。七年战争(1756-1763)更是丧权辱国。路易十六1774年登位时,继承的是个烂摊子。他力图改革,虽然有点成绩,但路易王朝己病入膏肓,1789年响起革命号角。

此后的二十多年是法国的大抽搐以至欧洲的大抽搐。先是恐怖统治,继是拿破仑。他一方面是专制皇帝,一方面向全欧高举革命旗帜。欧洲诸国七次围攻,终在1815年滑铁卢一役把他击溃并流放。

英国的霸业就在此时开启。工业革命因拿破仑的大陆封锁政策使英国得以一枝独秀,先拔头筹。1815年击败拿破仑之后,英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是全球之冠,霸主地位非它莫属。一直到1850年代,欧洲诸国才继续赶上,竞争转烈。资本主义的英国把经济增长的手段从生产转向投资,特别是海外投资。从1870年代中期(特别是迪斯雷利任首相的1874-1880年)更开始以军力维持庞大的海外帝国。全欧进入军事竞赛,刚统一的德国(1871年)更想在国际舞台上扬名立万。抢夺巴尔干、抢夺非洲是”一战”(1914-1919)的导火线。英国虽属胜方但国力大损。《凡尔赛和约》非但没有解决问题,更使德国有被屈辱之感。希特勒乘虚而入,德国人拥抱纳粹的极端国家主义。战火再起。英国其实乏力再战,但在德国不停挑衅、美国极力支援的情况下,开启”二战”(1939-1945)。德国惨败,英国惨胜。世界霸主地位旁落美国。

美国在19世纪末期已举足轻重,但称霸则要等到”二战”结束。美国虽也参战,但战场不在境内。别人颓垣败瓦,战债累累,美国却发了大财。大萧条以来一直拖延着的失业问题也因生产军需而获解决。布雷顿森林会议、美元取代英镑成为国际通货,使美国一跃而为”自由世界”盟主。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抗引发一连串的地区性战争,特别是朝鲜战争(1950-1953)与越南战争(1955-1975)。美国发现在军事上难占优势,做”世界警察”很不划算,于是改变策略,1980年代里根总统登台后,开始发挥资本主义的绝对优势:钱和消费。一方面给共产国家的人民介绍西方消费模式,一方面破坏共产国家政府赚取外汇去满足国民消费。人民不满与政府无能卒拖垮苏联。1990年是资本主义胜利年。但鼓励消费与赚钱是把双刃剑。共产苏联解体之日也是美国与西方进入疯狂赚钱、疯狂消费的年代(当然,鼓励消费是资本主义的逻辑,并没有什么阴谋,但破坏共产国家政府赚取外汇则是政策)。2008年,金融风暴暴露了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金融风暴是美国自大萧条以来的最大经济危机;处理危机的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位非战后”婴儿潮”(Bgby-Boomer)的总统,美国可能从此进入另一个时代。

分析以上,可以得出大国盛衰的年表:

都是130年左右。

再进一步看看每国从盛到衰的具体段落。

先是西班牙。从1519年夺得神圣罗马帝位到1556年查理五世逊位给儿子腓力二世是国力充实期,为时37年。腓力二世在1556年登基,在1580年兼领葡萄牙,到1588年发动无敌舰队是国力巅峰期,为时32年。1588年无敌舰队断翼而归到1618年开启全欧三十年战争是逆转期,为时30年。三十年战争耗尽国力,是衰落期,为时也是30年。

再看法国。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路易十四仍属稚龄之际,到他长大成人,要发动战争(首先是1667-1678的法荷战争)宣示国威,是国力充实期,为时19年。路易十四三战三胜,战事在1713年结束,是法国霸权的巅峰期,为时46年。路易十五糊涂奢华、好大喜功,终于七年战争一败涂地;从1713年到1756年七年战争开启是逆转期,为时43年。路易十五丧权辱国,路易十六挽救乏力;从七年战争到1789年大革命,是法国衰落期,为时33年。

英国自1815年击败拿破仑到1850年代工业革命有所成是国力充实期,为期约35年。自1850年代到1880年间扩大海外投资、扩大军事力量、扩大帝国版图是英国霸权的巅峰期,为时约30年。英国霸权引发全欧军事竞赛,瓜分巴尔干、抢夺非洲,终于1914年爆发”一战”,这是逆转期,为时约35年。”一战”而衰,”二战”而竭,这是英国的衰落期,为时约30年。

美国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取代英国,成为西方盟主,经济实力称冠全球,但朝战与越战都没占到便宜,直到1970年代末期都在兢兢业业摸索,为时约35年。1980年代开始,里根大力推行资本主义,并一举击败共产苏联,由美国带领的资本主义社会与自由世界被视为人类最高成就,直到2008年的金融风暴。这是美国的巅峰期,为时约28年。无节制的资本主义引发出经济危机,再加上第一个完全脱离”二战”经验的民主党总统登场,是否意味美国霸权进入逆转期?单看过去,美国对外战争都是在民主党总统领导下,”一战”、”二战”、朝战、越战皆如是。共和党比较现实,处处按利益决定国策;民主党比较浪漫,对意识形态比较敏感,甚至有时会不惜一战。这是否意味美国霸权会进入冲动期以至逆转期?

综上所述,大国的盛衰似乎可分四个阶段:起(崛起)、承(顶峰)、转(逆转)、衰(衰落),每个阶段在30-35年,也就是差不多一代人。第一代兢兢业业,第二代气势如虹,第三代好大喜功,第四代消耗殆尽。

假若大国盛衰的周期真的是130年,那么美国的周期应是1945年到2075年。假若牛顿的世界末日与美国霸权的最终衰落是同一回事,那么他的”预言”与这一历史周期很一致。(牛顿以三年半为期,按一年为12个月,每个月为30天,得出1260天;一天代表一年,就是1260年;以公元800年开始算,得出公元2060年。假若他以每年365日去算,三年半应是1278日。那么,他的世界末日会是2078年。这与历史周期2075年几乎完全一致。)

当然,这只是巧合,本属无稽。

西班牙的盛衰其实是近千年的传统与一统被人文思想质疑和冲击,一统宗教、封建制度、庄园经济与多元宗教、民族意识、商业经济的角力,产生出信仰一致下的宗教多元、绝对君权下的国家自立、保护主义下的市场经济。现代前是争领土、争荣誉;如今,在领土、荣誉之上,还加上意识形态之争。现代前是王侯世族为个人、为家族而战;如今,王侯世族仍在战,但国家、民族也被牵进去了。意识形态、国家民族都有唯一真的意味,都带有极端、排他倾向,因此战争无可避免。法国取代西班牙是绝对君权取代封建制度、重商主义取代庄园经济、宗教多元取代宗教一统。百多年之后,路易王朝的绝对君权顶不住法国人对平等的追求,法国的保护主义顶不住英国货的引诱。先是法国内部的大革命,赶走绝对君权,代之以更绝对的拿破仑帝制,招来全欧围攻。法国倒下去,但法国革命的平等理想却扩散全欧。从此,英式自由、法式平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而英式政制则成为主流样板。英、法的交替其实是宪政取代君权、自由经济取代保护主义。更深层次是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崛起,是意识形态的取代。这也是要流血的。但跟着来的美国取代英国则未产生战乱,因为英国与美国同是宪政与资本国家。西与法、法与英之间是交战;英与美之间只是交棒。两者之间没有意识形态的冲突。可见,凡意识形态之争都是“唯一真”主义之争,务必会极端、务必会打。

概括起来,西班牙霸权转移到法国手里,是欧洲从政治与宗教一统的局面,经宗教改革的冲击,转向民族自主、君权绝对的过程。法国霸权转移到英国手里,是绝对君权经启蒙运动的冲击,转向以资产阶级为中心的立宪和民主的过程。但英国霸权转移到美国手里却是资本主义成长和资本累积方式变化的过程。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没有基本的分别,只是资本主义的深化和扩大,因此没有暴力改制的动因。

这里,还有一个环节值得留意。每一个霸权被下一个取代之前,都己是筋疲力尽,一推即倒。拖垮霸权的都未能成为新的霸主,只是成全他人。拖垮西班牙的是荷兰,拖垮法国的是普鲁士,拖垮英国的是德国。那么,拖垮美国的会是谁?

美国有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于在商言商的荷兰发芽,经英国工业革命的灌溉和美国金融市场的滋润,走向全球资本是完全符合逻辑的。现今,资本走向全球化是事实,但全球走向资本化则言之尚早。美国的未来、全球的未来,要看全球资本化的进程。

上面说过,历代大国的霸权交替都有战争。这个“霸”字可圈可点,每个霸权代表一个意识形态:在政治层面上包括封建制度、绝对君权、君主立宪,在经济层面上包括庄园经济、重商主义、资本主义。在西方文化中,凡意识形态必自视为唯一真,有先天性的“霸”气。因此,改朝换代怎能不打?英与美的霸权交替没有打是因为它们意识形态相同。美国更可以说是青出于蓝,也可称之变本加厉。无怪崇美者称美国的政治与经济模式是历史的终点。若是如此,美式文明将会千秋万载——其实应该说英式文明,因为美国是从英国接棒的。以往两百多年确是英语世界,世人所谈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资本,无一不是源自英国。现检讨一下这些生长在英国泥土中的意识形态对人类未来有什么意义。

首先是英式经验主义。它认为官能经验是唯一的知识来源。祖师爷洛克知道官能所知极其有限,大部分的所谓知识是判断与意见而已,是种“仿真”。既然我们的知识只是种仿真,只是出自人的判断与意见,那么,真与伪是完全可以妥协的,只要大多数人同意就成了。这套知识论支撑了洛克妥协式的自由民主政制,再发展为精英政治。可是,西方人受唯一真文化基因支配,他们把官能经验得出的判断与意见提升为“唯一真理”,把洛克式的精英政治提升为“唯一真政制”。这是祸端。第一,官能经验必然是个人的;如果个人的官能经验是唯一真,个人就是唯一真;也就是说,由个人演绎的个人经验就是唯一真理,个人至上就是个人主义。第二,如果只有个人是唯一真,个人自由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唯一的保留是个人自由不应损害别人自由,这当然也是不可能的事);个人自由至上就是(个人)自由主义。第三,个人自由的基础是个人拥有自己的身体和劳力;拥有自己劳力包括拥有自己劳力的成果,就是私产;私产是资本主义的伦理基础。从此,自由主义(由政治精英演绎)与资本主义(由经济精英支配)连体于精英把持的自由民主政制内,定义西方文明,支配世界文明。

今后发展下去有两种可能:要么全世界都接受这套意识形态,要么另一种意识形态取而代之。

我们先看看,假如全世界都实行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会是怎样。

先谈自由主义。在西方唯一真基因下,个人自由与人人平等永远冲突。就算在美国,不平、不均仍是社会不安的主要因素。无论是一国之内或国际之间, 自由主义(也就是以自由为唯一真)或可带来繁荣、活力,但也会是民不安、国不泰。唯一不能肯定的是这些不安、不泰会在什么时候爆出动乱和战争。从法国大革命到国家主义,再到共产主义,西方两百多年来的大流血都离不开自由与平等之争。

资本主义可分为物质经济与金融经济去看。在物质经济层面上,资本累积与消费经济是分不开的。两百多年来不断鼓励消费确实提升了人类的生活享受。且不说这些享受究竟为人类带来多少真正的幸福,人类生存所赖的地球就首先承受不了。为了享受而失去生命的依靠是本末倒置,有如大夫对病人家属说:“手术成功了,但病人死掉了”,同样荒谬。当然,在还未到地球资源全部用竭、地球生态完全崩溃之前,必然是暴乱和战争。这怎能算持续?在金融经济层面上,赌博式的金融市场使人疯狂,人类的心理实难平衡,心理失衡怎会幸福。因此,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及其衍生的精英自由民主政制不可能全球奉行。越多人奉行越会加速它的崩溃,越加剧崩溃前的抽搐。

六十多年前,英国把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棒交给美国。美国会把棒交给谁?全球资本已开始支配全球政治。资本主义的逻辑与国家自主是不相容的。恐怕下一回不是大国霸权的交替,而是全球资本霸权的扩张,全世界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都在争先恐后地归顺,一个没有国界,甚至没有组织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文明”统治世界,完全支配人类的心灵,不断冲击地球的生态,牛顿会不会不幸言中?

在危机面前,其他意识形态也许出现。但西方历史的见证是,在唯一真文化基因支配下,意识形态之别一定会引发意识形态之争。过去,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成功地腐蚀共产主义、击败国家主义、吸纳存在主义,但大部分是诉诸战争。假若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会带来安定和幸福,人类接受它们、奉行它们倒无所谓,甚至是应该的。但历史证据和逻辑推理都显示它们并未带来长治久安。但是,哪个国家可以不用这套,另起炉灶呢?假如这是个小小的国家,如不丹,美式文明不觉是威胁,反会认为是趣事,是点缀,甚至会渲染一番,以宣示自由民主的风范。假如是个稍大的国家就万万不成。唯一真文化基因既使西方人不能容忍异己的招摇,也使他们害怕异端的扩散。唯一真文化基因的死门就是不能“中庸”。

站在今天中国的立场去看,以民主为工具的自由主义是套不可持续的意识形态。中国需要一套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不同”的思维去带给我们国泰民安和可持续发展;但这也必须是一套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不争”的思维,去兼容中西。我对中国文化基因没有什么研究,但在一些浅显的中西对比中,尤其是相对于唯一真的“中庸”、相对于个人的“大我”、相对于性恶的“性善”,露出了一些线索。

首先,西方文化的唯一真基因是他们最大强项,也是最大牵制。对真的追求使他们在哲学上和科学上都有极高成就,造福人类。但对唯一真的坚持也使他们容不了异己,限制了视野。中国传统的“中庸”或会有较大的包容性,也善于处理同异的矛盾。中国人特别强调的适度与和谐,老子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更是化矛盾为新意、契机,是更大的智慧。相对于西方的唯一真,中国文化更丰厚,包容,我们要发挥这个强项。

西方有自我保存和与人同存的普世价值观。但在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大气候下,自我保存的膨胀把与人同存挤出去。西方有识之士也明白这是不可持续的局面,极想找到一套可以平衡自我保存与和人同存的文明。但在唯一真文化里,自由与平等的矛盾是个“戈尔迪之结”。在逻辑层面上,中国的大我、小我对等而不对立,两者同时独立与统一于“我”。小我是我,大我也是我,各有其自身价值,也有其相应义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自由主义之下的“公众利益”也只是私人利益之间斗争的结果,其矛盾从未解决,只是紧张地共存。大我意识里可以有“公共利益”的存在-一个属于每一个人和所有人、“独立”于私和(但不一定对立于私利)和“超越”私利的整体综合利益。至少在理论上,这也许有较大的互存空间。

中,西文化的另一个基本区别是对人性的评价:中国比较乐观,西方比较悲观。西方走上个人自由之路大部分原因也是基于对人性悲观,也就是认为人天生不会自动向善。这反映在西方人两千多年的原罪心态,再加上英式自由主义的悲观历史。因此,西方以法治去约束人性。中国有的是孔、孟思想。它诞生于春秋战国乱世,理应也是对人性没有信心的。但孔、孟的伟大就是在人性有善有恶的认识下,提倡仁政,以道德去教化人,因此,有性善、民贵之说。西方文化选择了“抑恶”,中国文化选择了“扬善”。西方倚赖小我与小我的互相监督,强调法制;中国相信大我是小我的超越;强调教化。也许,两者缺一不可。

西方现代文化是从他们现代前的文化演化出来的,带着现代前的唯一真文化基因。我们学习(抄袭)西方现代文化,但却没有唯一真基因。中国现代文化是个混血儿:一半是半遗忘和半舍弃的中国传统文化,一半是没有根的西方文化。这是个事实,但也可能是个机会。美国肯定会交棒,但接棒的不一定是中国。中国的传统和民族性格若是好好发挥,也许会在资本主义泛滥的世界中有小小的机会。但若是盲目追从,以己之短去搏人之长,肯定没有什么出路。

中国是个大国,无可置疑。它可以做个强大的国家:国富兵强,威慑四邻;也可以做个伟大的国家:扶持弱小,包容别人,也就是海纳百川、惠泽八方。强大使人畏;而伟大令人敬。

国运选择,就在此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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