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硅谷概览
一种产业引发另一种产业
本书是旧金山湾区的一部高科技产业史。在撰写一部硅谷的历史时，很难不涉及到世界其他地方计算机产业和技术的进展。因此，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本计算机和生物科技产业的简史。
本书的第二个主题，是有关一种产业如何催生另一种产业，如何激发持续的创新的。淘金热催生铁路业，而铁路带动运输业，运输业又带动港口业。港口业有两个伴生作用：港口催生了沿海城市，城市需要电力，输电需要高压电力线，这使该地区成为电力工程技术的领先者。港口需要无线电通信，这需要电子信息业的发展，从而催生了半导体产业，半导体产业又衍生出微处理器产业，从而产生了个人计算机，计算机又催生了软件业，软件业又得益于互联网，互联网巨头们创造了巨额财富之后，又投资于生物科技和绿色环保技术。简而言之，这就是旧金山湾区整个20世纪的历史。问题是，这样波澜壮阔而又有些机缘巧合的产业进化是如何完成的？
硅谷(Silicon Valley)，正式名称为圣塔克拉拉(Santa Clara)谷。它伸展于圣塔克鲁兹(Santa Cruz)山和旧金山湾之间，从红木城(Redwood City)开始，经帕洛阿图(Palo Alto)、山景城(Mountain View)、桑尼维尔(Sunnyvale)和圣塔克拉拉市，直至圣何塞(San Jose)。然后接着往南到吉尔罗伊(Gilroy)的乡村地区。真正的高科技产业集中在从圣何塞到红木城或者圣卡洛斯(San Carlos)之间，最北边至圣马特奥(San Mateo)县。硅谷在历史上并不包括旧金山市，但是因为那里后来出现了很多初创公司和很多风险投资公司，所以到2013年，旧金山和东湾部分地区——伯克利(Berkeley)和埃默里维尔(Emeryville)也成了硅谷的一部分，硅谷成了旧金山湾区中一个抽象的地理概念。
记者唐·霍夫勒(Don Hoefler)首创了“硅谷”这个词汇，虽然20世纪60年代到访的波士顿人就曾经用过这个名词。霍夫勒于1971年1月11日首次在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上使用这一名词，他为一家名为《电子新闻》的周刊小报撰写一个系列报道，题为《美国硅谷》。在文中，他描述了一批电子企业尤其是半导体公司在圣塔克拉拉县蓬勃兴起的盛景。有人认为，是离子设备公司的总裁拉尔夫·瓦欧斯特(Ralph Vaerst)建议霍夫勒采用“硅谷”一词的。霍夫勒曾在硅谷早期最为重要的一家企业、位于山景城的仙童半导体公司担任过新闻发言人。
硅谷原本是指圣塔克拉拉谷的从吉尔罗伊到帕洛阿图一带。今天它成了一个抽象的地理空间：从圣何塞一直延伸到旧金山和伯克利。
硅谷的传奇来自那些伟大的公司，它们仅以少量资金在硅谷创立，之后却改变了整个世界。
1968年，身材魁梧的阿瑟·洛克(Arthur Rock)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和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等人组成的“叛逆者”团队融资，以1000万美元创办了英特尔公司，这是第一家大规模生产半导体芯片的企业，而且时至今日，它仍是业界的创新者。
苹果电脑公司(Apple)，在1980年至2012年间一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消费电子产品公司，其最初也是依靠银行小额贷款，由一位22岁的年轻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比他年长一些的好朋友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创建，贷款的担保人是一位技术主管迈克·马库拉(Mike Markkula)。
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是第一家成功地人工合成人类胰岛素以治疗糖尿病的公司，这家公司以25万美元创办，给早期投资者带来了3500%的回报。
雅虎公司和谷歌公司(Google)使得网页易于理解和易于搜索，它们都是由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创建的。雅虎的创办者拥有一个内容快速增加的网站目录，而谷歌创办者开发的一种算法，最终成了这家市值一度达到2000亿美元的(2007年)公司的核心技术。
这些公司的丰功伟业都成就于区区数十年间，这真是个奇迹。
技术依靠“自己动手”的文化
硅谷并非存在于真空中，其历史是根植于湾区的经济和社会之中的。更重要的是，这里众多高科技公司的迅速发展也是与当地发生的“文艺复兴”分不开的。所有伟大的技术进步中心同时都曾以拥有举世瞩目的艺术创造力而自豪，比如，雅典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美丽年代”[1]的巴黎和20世纪之初的柏林。硅谷处于一个珍视创造性的地区，这里的人们有挑衅、破坏和漠视权威的处世态度。别样的生活方式和乌托邦式的反传统文化似乎一直根植于湾区的基因中，它们始于早期的诗人和视觉艺术家，后来延续到嬉皮士一代。学术著作倾向于过多地讨论抽象模型，而忽视了所有事实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创造性。硅谷一直以拥有高度的创造性为荣。我们可以说，除了创造力，其他一切都属于细枝末节。
与此相伴而生的是一种特立独行和个人主义的思维模式，它早于硅谷就已经存在，而且让这里的技术发烧友建立了“自己动手”的文化，正是他们创建了硅谷。传统的观点总是强调硅谷的发展得益于来自大学的技术转移，特别是经由初创公司实现了商业化进程。这当然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技术发烧友们(不管他们是不是来自大学)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发烧友们代表着一种对新奇技术的小玩意儿和自己动手的激情，这是美国精神的一部分。而且美国西海岸的湾区，离所有的工业巨头都足够远，这成了一个额外的优势。
以这种态度来理解硅谷，也许胜过任何经济理论。我们往往理所当然地认为硅谷是一个由高科技公司组成的经济体，认为这些公司当然是由工程师而不是商业人士所创办的。但是，也许我们应该从反方向来观察硅谷的商业模式：由于这是一个由工程师而不是商业人士开办公司的地方，因此他们的公司不可避免地都是高科技公司。
现在学术界对硅谷肇始于20世纪初这一点似乎有了一致的认识，也就是说，通常与硅谷相关联的行为也是发端于那个时候。我觉得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些。当你分析一浪又一浪的初创企业是如何起步的时候，你会认识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一种“西大荒”的精神。“西大荒”精神是一种离经叛道的独立个性，它是硅谷所有发明者和一代宗师们的灵魂。
敢于冒险的态度也可以追溯至“西大荒”的开拓者们。
从可口可乐汽水到麦当劳汉堡，从李维斯牛仔裤到好莱坞电影，从美国西部起源的每一种被大量消费的产品都改变了社会。然而，硅谷更擅长搞出引爆流行、促成更广泛、更大规模社会变革的产品。事实上，世界上还有其他地方产生过更为复杂的技术，比如核电厂和飞机。但是个人电脑、网页服务和智能电话(不久的将来还有生物科技和绿色环保技术)则是以更强的渗透力和扩张力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些技术正是硅谷的优势。其意义并不在于这些技术有多么复杂和高级，而是在于它们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可以说，硅谷“偏爱”那些对社会生活有颠覆性效应的技术。人们可以推测，这也许是因为硅谷出现在一个特殊的社会背景下，那曾经是个非常不稳定的、准无政府状态的社会。
有关硅谷“知识经济”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但它们多是由工作在高层的人士所写(或者他们根本就没在硅谷工作过)。一般硅谷工程师的知识只限于他的专业，是超级专门化的。硅谷的轶闻野史中充满了自我奋斗成为百万富翁的故事，很少提到数以千计的工程师因其超级专业的技能突然变得无用，他们也难以再接受培训而早早退休。这些超级专才的知识实际上十分有限，常常是走出办公隔间就一文不值。就定义而言，人才济济的实验室是以在现有技术基础上予以渐进式的改进为己任的，而不是进行突破性的创新。大部分创新都是来自其他地方。
然而，与此同时，硅谷伟大的创新者们，比如仙童、惠普、英特尔、施乐帕洛阿图研究中心(也称施乐硅谷研发中心，简称PARC)、苹果、谷歌，这些公司的发展在更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其人力资源，而较少围绕着技术进行。他们雇用了最优秀的人才，培育具有高度创造力的环境。这些公司关心在实验室内创造出超级“火力”(而非“投资回报”)的程度，它们对于创新的贡献可能超过任何其他的硅谷神话。另外，有很大一部分创新来自独立的离经叛道的发烧友们(无论他们是在学术机构内还是在其他地方)，因为他们拥有技术和产业方面的大量“知识”，而不是拥有著名的风险投资家和创业家的网络。发烧友们把全部的业余时间投入到他们感兴趣的事情中去，从刊物、博客和聚会聊天中汲取知识。
有关风险投资者在硅谷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人们已经写了很多。但是，我们却认为，对于硅谷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应把功劳归于最大的风险投资者：政府。湾区的高科技历史可以看作是一个受益于技术军转民的最佳示范，也是政府进行整体干预的完美案例。无线电和电子工程的最初动力来自两次世界大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军队的资助。美英两国政府资助了电脑的开发。美国宇航局(NASA，一个政府部门)是第一批集成电路的主要用户。美国政府的国防先进研究项目署(DARPA)创造出了互联网。万维网则是由欧洲粒子物理实验室(CERN)所发明，这是一个由多个欧洲国家政府资助的研究中心(对于讨厌政府官僚机构的人来说，这可能是最坏的恶梦)。
有关硅谷如何吸引和催生企业的方法已多有论述，他们试图从学术和金融的角度进行解释。然而，这种模式放在西伯利亚或者刚果就不会起作用，甚至放在西欧大多数地方和日本也不灵。实际上这种模式在其他地方很难奏效，即便到了2013年也是如此。湾区之所以能吸引全世界的人才，是得益于它作为一个充满阳光、“酷”、领先和包容四海的地区的形象，以及它是美东[2]、欧洲和亚洲高学历青年学子的梦想之地。由于湾区人口密度不高，这些来自外地或外国的移民来到此地之后，并不是代表着一个封闭的少数群体，而几乎是一个多数族群，这促使他们如当地居民一样行事，而不仅仅是外来打工者。我认为，大学生移民潮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早于硅谷的兴旺时代，而吸引他们的原因更多的是“爱之夏”(反主流文化的嬉皮士运动)或者冲浪，而不是微处理器。
硅谷并没有发明什么
硅谷的人们发明的东西很少。计算机并非硅谷的发明，硅谷从未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硬件公司或软件公司。硅谷没有发明晶体管、集成电路、个人电脑、互联网、万维网浏览器、搜索引擎、社交网站和智能电话。生物科技和绿色科技也并非出自硅谷。硅谷所起的作用，是使这些技术“迅速传播”。硅谷有着独特的、近乎魔鬼般的嗅觉，能迅速理解一项发明对于社会的可能的颠覆前景，并从中挣到大钱。熊彼特(Schumpeter)提出的“创造性破坏”变成了破坏性的创造。这就是人们谈起硅谷是创新工厂时的终极含义。
这些离经叛道的个人才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人们，尤其是欧洲人会奇怪，为什么硅谷出现在美国？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总的说来，美国对于这些人才比欧洲友善，而加州最为友善。西服和领带是我最喜欢用的比喻。在欧洲，不穿西服、不打领带很难成为一个成功的雇员，所以能在等级阶梯中爬升的人往往也是穿着考究的人，并不一定是知识渊博、精明能干和具有创造性的人。而在加州，亿万身价的人穿的也是牛仔裤和T恤衫。
硅谷的故事未能发生在欧洲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欧洲人不愿冒险的思维模式。我亲身经历的故事可以对此做个概括。我曾在一家欧洲的跨国公司工作过10年，每当一个工程师团队有一个新产品的想法时，经理人员就会问一个很微妙的问题：“有人干过这个吗？”如果他们回答“是”，经理就会说：“我们太迟了。”如果他们回答“否”，经理就会说：“那就没必要了。”这样，工程师们就没法做什么新东西。而在硅谷，美国人敢于冒险的热情得以发扬光大。硅谷培育了一种敢于冒险的文化，进而把它变为一种科学。
硅谷同世界绝大多数地方特别是欧洲的另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是大学教师的思维方式。欧洲大学是静止和封建的官僚体制，一名教授就好像一个男爵，他向助手们赐以恩惠，同时他又是系领导的终身奴仆。与此相反，湾区的高校鼓励其教员创办他们自己的公司。
人们可能会质疑何以硅谷发生在西海岸而不是在美东？后者的居民教育程度更高、更加富有，而且更加国际化。这个答案与为什么嬉皮士诞生于旧金山，或者自由言论运动出现在伯克利是相同的：是一种独特的反现存体制的情绪，以及一种要改变世界的坚定信念使然。
关于硅谷的“失败”的故事被谈及的很少。实际上，很多产业在这里虽然有很强的基础，包括当地大学里的大量研究项目，但都始终未能做大做强，如人工智能、激光、虚拟现实技术等。
促进硅谷发展的金融因素有很多。然而，当人们在这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之后，硅谷便开始受益于其自产的百万富翁的慷慨。慈善活动和天使投资为打造创造力提供了第二助力。“当你还不富裕的时候要有创造性，当你富裕了的时候要支持创造性。”这可以成为硅谷创业者的座右铭。湾区的生活方式产生的社会压力让你必须“与众不同”、必须“做到最好”。当靠自己的奋斗致富的人们聚会时，他们不只是吹嘘自己如何淘到第一桶金，还会谈论如何花钱以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事业，或为初创公司添翼助飞。在某种意义上，个人奋斗成就的百万富翁对于使之能够成为百万富翁的体制怀有感恩之情。这一现象已经成为美国社会肌体的一部分，在硅谷尤其得到了最为崇高的体现。
因此，硅谷首先是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实验田，然后才是一个科技和创业精神的实验田。硅谷通过与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结成的三角关系，促成了先进科技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结合：硅谷使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与先进科技结缘(这是社会学的实验)，与此同时，也使乌托邦式的集体主义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结缘(这是经济学的实验)。这使硅谷成为了一个多样的世界。
本星球历史上最伟大的合法财富创造
在那个我们后来称之为“科技泡沫”的20世纪90年代，风险投资家约翰·多尔(John Doerr)曾在多次演讲中说过：“互联网是这个星球历史上最伟大的、合法的财富创造活动。”多尔大概没有算上创造和转移财富的“非法”时期，如罗马人之掠夺迦太基，或者18世纪大英帝国洗劫其殖民地。然而多尔估计的并不为过。从1995年到2000年，仅仅五年间，互联网公司从零发展到4000亿美元的市值(然后又跌到所剩无几)。从1975年到2000年，硅谷所产生的10亿美元级别的公司，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可能在整个星球历史上也是如此，但因计量之困难，这一纪录难以与之前的数十年或数百年相比较)。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多尔表示了道歉，他多次提到的以上论断对网络泡沫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不良效果，使投资人更注重“唯利是图”，驱使他们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在互联网创业公司上市之后获取了巨额(和虚幻的)利润，而不是培育拥有革命性技术的公司。后来，他戏谑道：“互联网是本星球历史上最伟大的财富创造(和蒸发)。”即使不考虑股市泡沫，多尔的公司凯鹏华盈(KPCB)到2000年为止，已经给250家技术公司投资了13亿美元，其中取得成功的公司创造了19.2万份工作，销售额达730亿美元。泡沫破裂之后，优秀的互联网公司——比如思科(Cisco Systems)、谷歌和甲骨文(Oracle，它的数据库系统是互联网之动力)生存下来并取得发展，而且有Facebook和Saleforce.com等后起之秀加入进来。
财富和金钱的区别
在财富的问题上，硅谷人凭直觉的理解，与华尔街、大公司或政客们的看法非常不同。硅谷人对此的态度简而言之是：财富不等于金钱。
金钱是用于交易的一种纸质的标记物。它是一种有用的支付手段，用以衡量价值; 它是一种以物易物的工具，用以帮助完成交易(交换的媒介); 它有时也是一种保值的工具(注意：黄金比任何纸币都更能保值)。如果一家中央银行不加印钱币，或者银行不通过放贷增加货币，金钱的流通就是一个“零和”的局面。所以，金钱只是一个标识物，是一种转移财富的方式。
财富由用以改善人们生活的商品和服务组成。它包括了有形的商品(食品、衣服、房屋、汽车、电器和用具等)和无形的活动(度假、飞行、理发、美甲、保健和教育服务等)。
如同企业家、天使投资人保罗·格雷厄姆(Paul Graham)在一篇非常好的文章《怎样致富》(How to Make Wealth)中所说：“大多数企业所做的就是制造财富。他们做出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利润不过是个度量工具而已。不应该把衡量标准与核心价值混淆起来。”
很多人相信“饼的大小是固定的”这一谬论，硅谷的看法却正相反：富人同别人一起致富会让彼此变得更加富有。硅谷人愿意付出代价来与人合作，把饼做得更大。
一份职业是什么？就是一种极慢的创造财富的方式。
手工艺文化之重要，在于它证明了人们可以用自己的头脑和双手来创造财富。
什么样的激励机制使创业文化成为可能？一般来说是重视个人的贡献(一家小公司可以做到)，以及发挥团队的能力(这对科技创业企业来说是最有价值的，一个小小的创新很容易上规模，从而使千百万人的生活更加美好和轻松)。
格雷厄姆的文章值得反复拜读，应当成为商学院、创业培训课和政府政策制定者的教材。
本书写的是硅谷的建设者以及他们的梦想，还有他们留给我们的、在今天依旧起作用的创新体制。这是一部描述关键人物、事件和趋势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重要作用与影响的历史书。本书通过对硅谷的精神和体制的介绍，旨在把硅谷富有建设性的要素传播到全世界，分享财富、激发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