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天才：斯坦福研究所、阿帕网、软件、人才流动性和乌托邦(1968—1971)
湾区高科技的创造性
嬉皮士的反战思想对斯坦福研究所产生过间接的影响。学生们示威抗议该中心对军用项目的依赖，这导致了斯坦福大学把斯坦福研究所从学校分离出去，成为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机构。1969年，查理·罗森(Charlie Rosen)领导的人工智能小组演示了“与机器人握手”，其中所用的是一个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可移动的机器人。第二年，斯坦福的埃德·费根鲍姆开始研究“启发式程序设计项目”，以创造一个专家系统，它在特定领域中能与人类专家的行为不相上下。
计算机制造
惠普公司在1972年已经准备以HP/3000计算机进入小型机市场。惠普用了一种新的策略来设计机器：它同时雇用了硬件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来为计算机编制技术规范。结果，HP/3000成为第一台不必使用风行一时的汇编语言，而是完全使用高级语言编程的计算机。它很快又配备了数据库管理系统(IMAGE)，此前只有大型机才具备这种能力。DEC公司曾经把“自己动手”的理念引入PDP系列机的数据中心之中。HP/3000则使具备少许计算机技能的职员就能够管理重要的数据，从而把“自己动手”的理念提升了一个层次，达到了商务办公的程度。这款机器的成功转变了惠普的企业战略。开始时，惠普只是凭借这款计算机将产品线从传统工业制造领域扩展到商务世界，但几年之内，HP/3000系列产品的销售就几乎占到惠普总销售额的一半。惠普公司被推到了小型机行业的前沿。
除惠普之外，IBM还得面对湾区的另外一个新的竞争对手，他就是曾任IBM主机总设计师的基恩·阿姆达尔(Gene Amdahl)。他于1970年在桑尼维尔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制造与IBM兼容的大型机，但是比 IBM 的机器更便宜、更快。阿姆达尔的第一台机器产于1975年。
软盘
IBM的圣何塞实验室接受了一项任务：开发一个廉价的存储介质来为370主机装入微指令，以此取代笨重的磁带机。之前的IBM主机用非易失性存储器来存放微指令。370则用一种可读写的半导体存储器，它除了可以解决很多工程问题外，也变得更便宜、更可靠。但是半导体存储器是不稳定的，一旦断电，数据就被清除。所以IBM需要提供一种介质使微指令能够重新装入。1971年，戴维·诺布尔(David Noble)研制出一种廉价的、容量为80 KB的只读磁盘软盘。这使得重装控制程序变得容易了，而且随时可以进行更改。它最初的设计是写一次读多次。但仅在一年之后，Memorex的艾伦·舒加特(Alan Shugart)就研制出第一个软盘读写驱动器Memorex 650。它显然不仅可用于为主机装入控制程序，而且还有更多用途。
视频游戏
人们开始意识到，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可以用于和计算完全无关的事情上。受到史蒂夫·拉塞尔10年前推出的、但是仍然流行的电子游戏《星球大战》的启发，安派克斯公司的雇员诺兰·布什内尔和泰德·达布尼(Ted Dabney)辞去工作，并开发了第一个供电子游乐厅用的视频游戏《计算机空间》，它是一台由计算机程序驱动的独立终端，专门运行一个任何人都能用的电子游戏。当Magnavox公司推出第一个视频游戏机，也就是拉尔夫·巴耶尔(Ralph Baer)的晶体管游戏机“奥德赛”(Odyssey)时，布什内尔又一次获得启发，这一次他想到的是一个电子乒乓球游戏。他在圣塔克拉拉成立了雅达利公司，要求他的工程师艾伦·阿尔科恩(Allan Alcorn)开发一个类似的游戏。电子游戏机“乒乓球”于1972年推出，立即获得巨大的成功。
金融与法律基础服务
1968年，南湾的高科技产业开始吸引大批投资。此时，美国研究与开发公司在DEC公司投资的价值已经达到3.35亿美元，这是投资于一家计算机公司而获得丰厚回报的第一个案例，这一案例也得到了广泛的报道。同样的模式也可以在西海岸复制。新的投资公司纷纷成立：富兰克林·约翰逊(Franklin Johnson)的资产管理公司(1965年); 威廉·汉布里奇(William Hambrecht)和乔治·奎斯特(George Quist)在旧金山成立的汉鼎投资公司(Hambrecht & Quist，1968年); 约翰·穆福特(John Mumford)的Crosspoint Ventures公司(1970年)等。当它们的投资回报高于全美股票平均指数时，纽约的俾斯麦证券公司(Bessemer Securities)也在湾区开办了分公司。
与此同时，一家法律事务所也在斯坦福工业园落户，它原来是由律师约翰·威尔逊(John Wilson)于 1961年在红木城开设的一家事务所。它的客户有 Tymshare、ESL 和Coherent Laser。威尔逊的事务所招了两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毕业生：拉里·松西尼(Larry Sonsini)和马里奥·罗萨蒂(Mario Rosati)。它为硅谷的律师事务所业奠定了基础。这些事务所擅长初创公司的设立、帮助起草公司创办者与风险投资者之间的合同、帮助初创的公司股票上市，并且接受客户提供股权作为其律师费这种颇有争议的做法。
生物科技的第一步
1959年，太平洋大学医学中心已经搬迁到斯坦福大学校园，这是帕洛阿图市和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合资项目。1968年，斯坦福大学买下了这个医学中心，并重新命名为斯坦福大学医学系。加上Syntex实验室的成功，这一事件象征着湾区药物学研究时代的来临。
几家早期的生物技术公司成立了。Alza公司由Syntex实验室的前总裁亚历杭德罗·扎法罗尼于1968年在帕洛阿图创办，并很快成为最成功的新兴制药公司。湾区的第一家生物技术公司Cetus创立于1971年，其创立者唐纳德·格拉泽(Donald Glaser)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名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核物理学家，后转行至分子生物学，他想开发处理DNA的技术。在那个时候，DNA的组成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个谜，而生物科技的主要任务是要设计出研究DNA自动化的方法。
阿帕网
到20世纪60年代末，湾区还没有一家大型的计算机制造公司。惠普依旧主要制造电子设备。更糟糕的是软件业：硅谷没有一家专业的软件公司。因此，所有重要的决定仍然发生在东海岸就不足为奇了。荷兰出生的安德里斯·范·丹姆(Andries van Dam)把自己在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研究的超文本项目(原来叫作“超文本编辑系统”)，在1968年升级为基于图形的超文本系统FRESS，供IBM360计算机使用。受斯坦福研究所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的NLS项目的影响，FRESS在连接到主机上的一台PDP–8小型机上运行了一个图形用户界面程序。这个系统还推出了一个“取消”(undo)功能，这是计算机科学带来的最简单、然而也是最具革命性的创意之一。
保罗·巴朗(Paul Baran)曾经提出，核战争下的生存需要一个分布式网络。这一想法促使美国政府的先进研究项目署在1966年启动一个研究此类网络的项目，该项目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劳伦斯·罗伯茨(Lawrence Roberts)领导进行。他曾经创建过一个最早的计算机对计算机的通信系统。1969年10月，阿帕网诞生，它有4个节点，其中3个在加利福尼亚州：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列奥纳德·克莱因洛克(Leonard Kleinrock)的实验室(那里开发了用于计算机间通信的分组交换数学理论)、斯坦福大学研究所的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主持的益智研究中心、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Santa Barbara)和犹他大学。博尔特·贝拉尼克(Bolt Beranek)和纽曼(Newman)给每个节点配备了一个接口信息处理器(IMP)，各个IMP通过软件送出信息，在普通的电话线上进行通信。作为历史记录，在阿帕网之前，劳伦斯利弗莫实验室曾经在1968年建立过Octopus网络，该网连接了4台控制数据公司生产的6600大型计算机。
Unix
1971年11月，贝尔实验室推出了Unix操作系统，它是MULTICS(多路切换信息和计算服务)的后继产品。MULTICS是为通用电气公司的大型机GE–645 所开发的一种时分操作系统，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的费尔南多·柯巴托和贝尔实验室共同开发的。贝尔实验室的两名科学家肯尼斯·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和迪尼斯·里奇(Dennis Ritchie)共同开发了MULTICS的一个小型版本，这就是Unix，是用PDP机的汇编语言所写。1973年，他们用一种叫作C的编程语言把它重写，C语言是里奇(Ritchie)在1972年开发的。这标志着一个操作系统第一次用高级语言写成，并且易于在计算机之间移植(虽然实际上直到1976年，Unix一直只在DEC的PDP机器上使用)。
1958年，贝尔实验室的东家AT&T公司因一项反垄断法庭裁决而被禁止进入计算机行业，这项裁决还迫使它把非电话业务的发明向全世界转让。这个奇怪的裁决把Unix从计算机行业的一角普及到了全世界。
远程计算
与此同时，时分产业已经普及了远程计算的概念。例如，俄亥俄州的CompuServe公司(于1969年由亚利桑那大学的时分系统分离出来而成立)，把他们的中型计算机PDP–10的时间分租出去赚钱(后来把这称为“拨号”服务)。当计算机必须在以毫秒计的时间内处理多项关键交易时，其对于实时交易的价值尤其明显，这正是金融领域应用计算机的一个重要方面。1969年7月，IBM推出了交易系统CICS(客户信息控制系统)。
IBM松绑软件业
1969年6月，IBM对一项反垄断诉讼采取先发制人的做法，把自己产品的软件开发业务向竞争者开放。此决定也许是由于软件的开发成本上升所致。IBM一直把软件同计算机“捆绑”在一起。从理论上说，软件是免费的，但实际上它的成本已打入计算机的价格。随着开发软件的成本上升，IBM不得不对本来可以便宜得多的计算机索取高价，而用户也要被迫买下与计算机捆绑的所有软件，而不论自己是否用得上。
这个历史性的“松绑”为独立的软件公司创造了黄金机会，因为计算机主机的应用软件市场巨大。在这以前，只有马克斯·帕列夫斯基(Max Palevsky)的科学数据系统公司向用户收取过软件费用。一开始，当IBM的客户被告知要为软件付费时并不高兴，因为软件本来是免费的。但是，这个自由软件市场的优越性很快就显现出来了。多家公司推出竞争性的软件包，供大企业使用。突然间，软件公司不再是解决客户应用问题的“咨询公司”了，而成了能销售现货的第三方经销商。
来自独立的软件公司的第一个打包产品应该是一家咨询公司——应用数据研究公司(ADR)出品的Autoflow，这是它1965年推出的一个自动流程图系统。ADR于1959年由原UNIVAC的一些编程员创办，其中有名的有原斯巴利·兰德公司的马丁·戈耶兹(Martin Goetz)。在Autoflow之前，软件纯粹是客户服务业务。没人尝试过把同样的应用程序卖给多家用户。标准的应用程序被计算机厂家与计算机免费捆绑一起。戈耶兹还因他在1968年“发明”了一个软件而成为获得软件专利的第一人被载入史册，那是他1964年开发的一个分类程序。
Informatics公司创办于1962年，创办人之一沃尔特·保尔(Walter Bauer)以前是洛杉矶Ramo-Wooldridge公司的信息系统经理; 另一个创办人是Share公司的前总裁弗兰克·瓦格纳(Frank Wagner)。Informatics公司把“Informatics(信息学)”这个词引入到流行术语之中。1964年，该公司收购了飞机制造业的巨头休斯公司的先进信息系统部门，并把它的文件管理系统变成了一个产品——Mark IV，从此，它成为软件行业的第一个畅销产品。保尔按照IBM的业务模式来经营，他认为销售软件与销售硬件并无不同。
1968年，约翰·卡林内(John Cullinane)在波士顿创办了第一个由华尔街投资者投资的软件公司卡林内公司(Cullinane Corp)。这是软件业的第一个初创公司。卡林内认为，把应用软件卖给使用部门比卖给数据处理部门更有道理。他的想法是购买成功的客户应用软件，将之通用化，然后可以再卖给其他客户。
无论是计算机制造商开发，还是软件公司或大客户自行开发，软件业都是在混乱中成长的。长期以来，软件一直只被看成是硬件的附属物。数以百万行计的编码在没有标准甚至常常在没有方法论加以规范的情况下写成。计算机制造商困扰于他们的操作系统里无法修复的瑕疵，用户困扰于其执行关键任务的应用软件中包含的无序代码，它们很难更新，也很难移植到其他计算机上去。1968年，荷兰数学家埃兹格·迪杰斯特拉(Edsger Dijkstra)写了一篇题为《GO TO语句有害》的文章，浅显易懂地指出了当时软件编写中的一些应该革除的错误方法。计算机程序员曾经把程序想象成指令串，现在应该还其本来面目，把它看成是一个复杂的架构。1968年10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在德国组织了一个会议，以“软件工程”为题专门讨论软件开发的方法学。1969年，约瑟夫·皮斯科坡(Joseph Piscopo)在芝加哥创办了Pansophic系统公司，它是计算机辅助软件工程(CASE)的先驱。
随着美国国内最大的软件公司——洛杉矶的电脑科学公司(CSC)成为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第一家软件企业，软件的重要性得到了认可。计算机世界开始被称为“信息科技”(IT)。
软件产业透视
头一批软件公司都是做咨询业务的，它们帮助用户的数据中心为计算机编程，以便为各部门提供应用程序。“用户”这个词更多的是指各个数据处理中心，而不是指那些实际上使用应用程序结果的部门。在20世纪50年代，典型的用户就是政府部门或者研究实验室。随着计算机价格的降低，以及“标准”软件对处理办公事务用处越来越大，计算机开始向金融公司和工业公司普及。起初，他们也以为计算机的“用户”就是数据处理中心。和计算机捆绑在一起的标准软件解决了一些简单的财务问题和文字记录问题。花了数百万美元购置计算机的单位想要用这些计算机做更多的事情。很难找到“程序员”，各单位也不愿意雇用“程序员”(编程仍然是一个未知的行业)。这样就有一些程序员决定创办专为数据处理中心写程序的公司。一方面，这些单位不想只为某一项目的需要雇用程序员，而这些人对该单位的主营业务没有用处。另一方面，程序员也不太愿意为这些单位工作，因为在这里没有他们的职业发展前途。他们的地位和薪酬当然比早期的(女性)程序员要高，但是在单位之内没有升迁的前景。所以，软件业是以外包业务的形式诞生的。
早期的软件公司遇到的主要问题是估算一项软件工程的成本。没有科学依据，全凭直觉和洽谈：你的要价就是用户愿意付的价钱。由于成本很难估算，软件公司自然就开始留意在不同的应用程序中重写了哪些代码。代码从一个项目到另一个项目是可以重复使用的，这样就使开发成本不可预测的情况大大减少。
早期软件公司还必须面对这样一种观念：软件不是一种产品。用户不愿意为软件花钱，他们认为那是计算机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期待计算机能为他们搞定一切，而不要徒增新问题。数据处理中心很快意识到这样的现实：计算机的确是个新问题，它需要全新的解决办法。一个单位的其他部门则用了更长的时间才认识到，计算机本身并非是解决方案，而是一个问题，尽管它将来可能会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和竞争能力。
软件公司的下一步就是把整个应用软件卖给多家用户，软件产品作为一个门类终于诞生了。突然之间，各单位愿意出高价来购买应用软件，软件公司也能够控制成本。软件业正在成为一个赚钱的行业。
起初，很多软件公司似乎不相信软件产品是有用的。这些公司的销售人员很少。他们正式的理由是：只有很少人懂得他们的软件产品，这些销售人员对产品也不了解，就像他们也不了解客户一样，也就是说，他们不知道如何说服客户去买这种产品。软件产品是一种乏人问津的东西，客户有时甚至不懂这是什么。所以，销售人员必须要培育一个本来不存在的市场。销售人员是咨询顾问、开拓者和街头小贩三位一体的人物。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远离旧金山湾区的地方。大多数软件公司不是处于东海岸，就是在中西部，因大多数计算机用户都在这些地方。惟一的例外是洛杉矶，航空工业在那里。湾区只有两个主要的计算机用户：旧金山的美国银行(它在1955年就已经装备了ERMA)和位于东湾的劳伦斯利弗莫实验室(最早在1961年使用了PDP–1和在1964年使用了CDC6600)，然而在圣塔克拉拉谷没有多少用户。1975年，在苹果电脑诞生前的数个月，全美国的软件产品市场总共也不到10亿美元。
案例研究：贝尔实验室
AT&T在1925年设立了贝尔实验室(Bell Lab)，并给以重金资助，因为AT&T当时在美国电话通信业具有垄断的地位。其实这是一个奇特的案例：一个私营的研究实验室在政府的批准下，由客户买单资助。政府允许AT&T从用户的电话账单上收取研发工作的成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位于新泽西的贝尔实验室大约有5万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这里一直是吸引全美国工程师的磁石。
贝尔实验室主要从事长期科研项目，因为该机构及其产品的期望值都是以10年计。贝尔实验室自身并不研制可在店面出售的产品，也就是说不搞可成为头版新闻的市场宣传。其雇员就像大学的终身教职，但是没有教学的义务，却肩负着重托。在贝尔实验室的整个历史上，它与近在咫尺的贵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几乎没有联系。爱因斯坦等人曾在普林斯顿工作过。1936年，马文·凯利(Mervin Kelly)成了贝尔实验室的主任。他的名声来自他的研究人员对电子真空管的完善改进，但是他清楚地知道这个器件的局限性：不可靠又高能耗。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建立了跨学科的固态团队，由在帕洛阿图长大的年轻物理学家威廉·肖克利领导。凯利营造了一种珍视团队协作的氛围：与科学家同事的竞争令人不齿。肖克利正是跟晶体管的“第一发明人”约翰·巴丁(John Bardeen)和沃尔特·布拉坦(Walter Brattain)进行竞争。肖克利后来迁回到旧金山湾区，把他的技术诀窍传授到硅谷。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硅谷的诞生是由于肖克利背弃了贝尔实验室的工作伦理。他的自负是其原罪，而这项原罪产生了硅谷。在此期间，AT&T把它的技术与全美分享，这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纯粹是政治上的(他们必须避免受到垄断的指控，而他们实际上就是在垄断)。另一个则是道德上的，如同内部通信所显示的，他们意识到发明的重要性，觉得有义务和科学界分享。在晶体管之后，出自贝尔的重大发明有：1954年达莱尔·查平(Daryl Chapin)、卡尔文·绍瑟·富勒(Calvin Souther Fuller)和杰拉尔德·皮尔森(Gerald Pearson)发明的太阳能电池，1958年阿瑟·施瓦罗和查尔斯·汤斯(Charles Townes)发明的激光，1962年发明的通信卫星Telstar，1963年列奥·申克(Leo Schenker)等人发明的按键式电话，1971年肯尼斯·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和丹尼斯·里奇(Dennis Ritchie)发明的Unix操作系统，1978年在芝加哥首试的蜂窝电话。在这几十年中，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获得过几项诺贝尔奖：克林顿·戴维森(Clinton Davisson，1937年)，晶体管的3个发明者(1956年)，菲利普·安德森(Phillip Anderson，1977年)、阿诺·彭齐亚斯(Arno Penzias)和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1978年)，他们发现了宇宙背景辐射。在20世纪90年代，贝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又赢得了两项诺贝尔奖。
但是，贝尔实验室的科研，仍然集中于完善一个巨大的通信平台上。这并不妨碍创新，但会妨碍可持续的进步。贝尔的研究人员最终错过了在数据包交换和光导纤维这两个通信领域中最重要的创新。贝尔实验室很显然在引进外国移民方面不如加利福尼亚做得好。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多数矜持而严肃，只有通信理论的发明者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他狂放不羁，最出名的是他骑着单轮脚踏车上班，一只胳膊还在玩着杂耍。
劳动力的流动性
硅谷展现了其独特的人才流动性，这在软件时代将越加活跃。首先，加州得益于强劲的、常常领先于全美的经济，所以产生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是一个雇员的市场，而不是雇主的市场。“猎头”公司即职业中介的工作比其他地方更显重要，因为招聘人才并非易事。其次，加州法律禁止任何劳动合同对员工离职后从事什么工作加以限制。《加利福尼亚商业与职业条例》的第16600条可以追溯到19世纪，这一条由法院强制执行。而在美国其他地方，对商业秘密严加保密，雇员被禁止加盟竞争对手的公司。
湾区的劳务市场呈现出很高的跳槽率。硅谷的工程师喜欢水平流动而不是垂直流动，即从一家公司跳到另一家公司，而不是追随着阶梯从一个职务提升到另一个职务。在欧洲和美国东海岸，垂直移动即在职业生涯中从一个公司内向上提升的概念根深蒂固。有时一个工程师可能被提升到一个和他的专业技能无关的岗位，这同时也牺牲了他的专业，因为那是仅有的一个较高的职位。然而在硅谷则是水平移动，人们改换工作是根据本行业存在的机会，使自己的专业技能得到最大的发挥。事实上，许多工程师认为，把在同一个公司工作几年这种经历写在简历上“并不好看”。这样就创造了一个奇特的、无意识的合作交流模式。
高跳槽率以及对行业秘密缺乏保护，这对单个公司来说当然不是好事，但是它却促进了知识在整个行业的持续流动，有利于繁荣整个产业的生态系统。没有任何教育机构能够像工作流动那样快速有效地传播知识。这导致了知识在某一产业内和公司之间的快速扩散，而且促进了研究群体间的思想交流。
高速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与工程师的社会地位多少有些关系。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地区像硅谷这样对工程师高度尊重，熟练的工程师在硅谷代表着较高的社会地位，比市场经理、律师和政客都要高。工程师的社会地位仅次于创业家。
文化和社会
旧金山沸腾的文化圈子吸引着那些具有另类见解、在他们原居地东海岸受到约束的艺术家。特别是乔治·库查尔(George Kuchar)这位低保真电影的先驱，他于1971年从纽约搬到了旧金山艺术研究所。
但是，旧金山的主导艺术是小说和绘画的混合体——漫画。大多数离经叛道的漫画家都是在“爱之夏”时期迁移到西部的，他们很多人居住在旧金山的海特-阿什布瑞街区一带。他们否定了沃尔特·迪斯尼的漫画《可怜的心》的伦理观念，而采用了嘲笑的调子和一种粗俗的语言，“地下连环画”运动由此而诞生了。其先锋是乔尔·贝克(Joel Beck)，他是反传统文化的周报《伯克利之刺》的最早的供稿人之一，1965年发表了长篇漫画册《拉雷多的伦尼》(Lenny of Laredo)。1968年，当出版人唐·唐纳休(Don Donahue)开办了《顶级新奇》漫画杂志出版社，罗伯特·克伦布(Robert Crumb)出版了他画的漫画书《 Zap Comix》后，这个地下漫画运动的各个流派开始相互融合。加里·阿林顿(Gary Arlington)在米慎区开设了美国第一家漫画专卖店。接着出现了其他的原创连环漫画：比尔·格里菲斯(Bill Griffith)的《年轻欲望》嘲笑性取向; 罗杰·布朗特(Roger Brand)的漫画杂志《真正低级漫画》宣扬方兴未艾的反传统文化; 特里娜·罗宾斯(Trina Robbins)的《这不是我，宝贝》是第一部全女性的连环漫画; 此外还有丹·奥尼尔(Dan O ’ Neill)的作品集《空中海盗》、吉尔伯特·谢尔顿(Gilbert Shelton)的《奇妙的怪人兄弟》、贾斯廷·康西丁(Justin Considine)的《宾基·布朗遇见圣女玛丽》。
随着一个保守的州长当选，嬉皮士时代的社会矛盾达到了顶峰，这位州长似乎代表着与加州相反的一切。前好莱坞演员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1967年—1975年间担任加州州长，他结束了一个开创的时代，在此期间加利福尼亚州专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里根开启了一个公民反对政府的时代，人们更关心改进他们的经济状态(比如减税)，而不是投资未来。理想主义的移民梦想之地正在变成一个贪婪的资本主义的务实之州。
后嬉皮士时代的加利福尼亚也见证了草根阶层的环保运动在政治上的飞速成长。它发端于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加涅特·哈丁(Garrett Hardin)1968年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公共的悲剧》的文章。环保运动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是在1969年锡耶拉俱乐部设法阻止了沃尔特·迪斯尼在一个国家公园的山上修建度假村。反核情绪也在高涨，导致了戴维·布劳尔(David Brower)从锡耶拉俱乐部分离出来，在伯克利发起了“地球之友”的团体。这年秋天，联合国在旧金山组织了一次主题为“人与环境”的大会。演讲者之一是加州的和平主义活动家约翰·麦克康奈尔(John McConnell)，他也是乌托邦杂志《山景》的编辑，他倡议设立了一个国际假日。1970年，旧金山允许他举办了第一届“地球日”。此后不久，联合国在瑞典举办了第一次“环境大会”。从美国前往的出席者之一是彼特·伯格(Peter Berg)，他在伯克利创办了“星球之鼓”组织。环保主义者的影响一直延续了几十年。
与此同时，里根利益集团根据其意识形态正在遏制公共开支，另一方面，方兴未艾的环保运动却根据几乎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对此前数十年的基础建设热潮加以限制。这种“双重夹击”的影响在几十年后仍然存在。
英国和日本的计算机产业
20世纪40年代，英国是计算机的先驱。20世纪60年代，日本经历了世界上最为壮观的经济繁荣。只有这两个国家有可能同美国竞争。但是他们的情况并不相同。英国计算机业有着与美国的发展相匹敌的全部领先技术，而日本的计算机产业在20世纪50年代需要从零开始。两国政府均制订了长期计划，在制造商之间安排了战略联盟。在英国，起领导作用的机构是国家研究开发公司(NRDC)，在日本则是通产省(MITT)。
在英国和日本，起初的研究都来自政府资助的实验室。在英国是国家物理实验室(NPL)，在日本是电器技术实验室(ETL)。然而结果却截然不同。日本在现有的大商社(著名的有富士通、日立和NEC)中打造了蓬勃的计算机产业，而英国的计算机产业却在20年内土崩瓦解。1972年，富士通和日立同美国的阿姆达尔公司合作，对IBM的主机进行逆向工程。到了1979年，富士通已经超过IBM成为日本主要的计算机生产商。此时，由英国所有计算机制造商合并而成的国际计算机有限公司却垮台了，它最终被富士通收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