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硅谷百年史——伟大的科技创新与创业历程(1900–2013)

第十四章 帮手们：硅谷的律师和投资银行(1970—2000)

最受非议的群体

硅谷被低估了的一个方面，是由一批专业“帮手们”组成的基础服务业，他们专门支持初创公司。在大的“引擎”公司及机智灵活的企业家和大批风险投资家之间，有一批勤奋工作的专业人士，他们支持着硅谷的顺利运转。他们就是公司律师和投资银行家，加上会计师和记者(本章对他们未加讨论)。这些专业人士有时受到非议，正如风险投资家托马斯·珀金斯有一次不甚公正地谈起投资银行家时所说：“他们是不可或缺的恶魔。”律师拉里·松西尼称之为“由创业者、风险资本家、律师、会计师组成的互补群体，他们在一起共同打造企业”。

在律师方面，少数几家专业的律师事务所主宰着硅谷。最优秀的当属WSGR，即威尔逊-松西尼-古德里奇和罗萨蒂律师事务所(Wilson Sonsini Goodrich & Rosati，以下简称WSGR)，因为它是硅谷最大的高科技公司律师事务所。还有几家事务所也不错，如库利(Cooley)、芬威克和韦斯特(Fenwick and West)、冈德森·德特默(Gunderson Detmer)。另有一些著名的但是不成功的律师事务所，如布洛贝克·福列格和哈里逊(Brobeck Phleger &Harrison)，以及风险律师集团(Venture Law Group)。

投资银行家经历了一段更为艰难的时期，硅谷的大多数小投行要么关门，要么并入了大企业。它们包括蒙哥马利证券公司(Montgomery Securities)、罗伯逊·斯蒂芬斯公司(Robertson Stephens)和汉鼎公司(Hambrecht and Quist)等。2012年，硅谷的上市和并购业务被大型经纪交易银行如高盛证券(Goldman Sachs)、瑞士信贷集团(Credit Suisse)、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等所控制。

威尔逊-松西尼-古德里奇和罗萨蒂(WSGR)律师事务所

2012年，WSGR担任300多家上市公司和3000家私营公司的法律顾问，所代表的公司有苹果电脑、惠普、VA Linux、Novell、网景、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等。该公司也服务于投资银行、风险投资等为科技企业和其他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的公司。WSGR坐落于硅谷的中心，它在旧金山、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Austin)、弗吉尼亚州的麦可林(McClean)、华盛顿州的柯可兰(Kirkland)等高科技中心设有办公室。该公司位于佩奇密尔(Page Mill)路650号，它闪闪发光的玻璃幕墙大楼被它的竞争对手和邻近的斯坦福大学亲切地称为“死亡之星”。

假如每个机构都是某个重要人物的影子的延伸，那么 WSGR 的这位重要人物就是拉里·松西尼。他或许是硅谷最令人敬畏和追捧的律师。他是很多公司CEO的顾问。松西尼谈吐温和、循规蹈矩，经常穿一身整洁的深色意大利西装。他身处硅谷这样一个忙乱喧嚣的工作环境里，周围的人们穿着丝光斜纹裤或蓝色牛仔裤、圆领汗衫或运动衫，也常常穿着人字拖鞋。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松西尼的办公桌旁，文件架排放均匀，文档资料码放整齐。在他40多年的律师生涯中，曾帮助高科技浪潮中的众多领军公司顺利上市，包括网景、Pixar、谷歌、苹果和SUN等。

松西尼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他于1966年加入麦克洛斯基-威尔逊和莫舍尔律师事务所(McCloskey Wilson & Mosher)，成为他们的第一个同事。他的恩师是约翰·威尔逊，时年50岁，他在美国东部有过一段成功的法律生涯，后于1956年搬到了硅谷。律师事务所位于斯坦福大学附近，这有助于它代理那些在学校里做科研起家的公司。到1966年，该律师事务所已经和风险资本这个新兴领域里的一些主要公司建立了联系，包括劳伦斯·洛克菲勒公司、戴维斯-洛克公司以及德雷珀-盖瑟-安德森公司。威尔逊甚至还参与了梅菲尔德公司的组建，曾经是它的兼职合伙人。

WSGR提供法律服务的商业模式是首先代表创业者和初创公司，其次是代表风险投资公司和银行。威尔逊和松西尼都希望在客户成长后能继续代表他们，而不是采取公司—上市就把他们移交给大律师事务所这种惯常的做法。或如松西尼所说：“我们开始研究如何开办公司的秘诀……我就变成了这秘诀的一部分。”[1]

关键的秘诀之一是共同投资。1969年，该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创立了WM投资公司，一些初创公司可以用股票期权代替现金来支付其法律服务的酬劳。这是一个解决穷客户实际问题的好办法。在硅谷也有不少其他律师事务所用这种方法来分享其客户的长远成功。这种做法有利益冲突的可能。如果一位律师在客户公司里拥有股票，但是他必须决定该客户是否应该依法披露也许会导致股票跌价的信息，律师的判断可能会受到这种因素的影响。还有，某些合伙人可能得到一些别人得不到的项目，造成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因此，WSGR 在1978年设立WS投资基金，用以处理这两种问题。各合伙人的薪资将被自动扣款放入设立的基金，实行强制性扣减，这样每个合伙人在各公司中按比例拥有相同的权益。一般投资额在25000～50000美元，回报将会很大(给谷歌公司的投资到2004年该公司上市时，价值约为2000万美元)。

在20世纪70年代，WSGR有了新的合伙人，并取了新名字。税务专家约翰·古德里奇(John B.Goodrich)于1970年加入，开设了税务部; 马里奥·罗萨蒂(Mario M.Rosati)被招聘进来开设信托和不动产业务。1973年，在麦克洛斯基从政之后，律师事务所易名为威尔逊-莫舍尔-松西尼。1978年，最终定名为今天的WSGR。值得注意的是，其设立税务、信托和不动产部是服务于初创公司及其创办人的策略性扩张。WSGR也是率先以博士和其他高学位人士设立了技术部门的律师事务所之一。这个团队懂技术，专注于许可证、产品分销、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诉讼等案子中的技术问题。

1980年，苹果电脑上市，WSGR成了它的法律代表，这标志着WSGR登上了全国商业舞台，这次苹果电脑的上市是自1956年福特汽车上市以来最大的上市行动，并且是由帕洛阿图当地的两家律师事务所(WSGR和芬威克)共同来处理此案，这是一件大事。20世纪70年代是半导体公司的年代，20 世纪80年代则涌现了苹果和一系列电脑行业的公司(硬件、外围设备和软件)。

1984年，WSGR开始进入企业并购顾问业务领域，为成熟的高科技公司提供咨询。它曾在1969年帮助创办了ROLM公司，又在1975年帮助该公司上市。然后当IBM以18亿美元收购ROLM时，又是拉里·松西尼代理了ROLM公司。与ROLM的交易意味着，如果要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WSGR就需要更多的人手。到了1986年，它已经扩大到有97名律师，有时是从同行对手那里横向招聘。有干劲和头脑清醒的企业家对松西尼颇为欣赏。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Cypress Semiconductor)的创始人兼CEO罗杰斯(TJ Rodgers)指出，他不喜欢听命于人，但是他喜欢松西尼的专业精神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松西尼的态度是：“你可以选择这样做，也可以选择那样做，不论怎样都会有结果的。”一个企业家不需要被强迫、或者是被敦促着去做任何事情。相反，松西尼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令人不快的、晦涩难懂的、效率低下的法律体系是合理的，而且应该予以遵守。

20世纪80年代是段好时光，不错的股市使得WSGR不停地忙于一连串的科技公司上市。到1988年，该律师事务所每个合伙人的平均利润已达到43万美元。据旧金山的一家法律报纸《纪事报》报道，这个数字远远高于旧金山任何其他企业，比最为接近的对手还多10万美元。松西尼发现，硅谷的独特之处在于初创公司的员工的横向流动(在一家公司供职的同时，寻求到另一家工作的机会)和以产权作为报酬的文化(美国税法不认为授予股票期权是应税项目)。松西尼对待失败也有自己的见解：“失败并不是一种耻辱。你创办了一家公司，然后失败了，这也许会使你成为一个更有价值的创业者。”

硅谷律师业的风格是少一些对抗，多一些合作。当东海岸的许多律师还在为保护财富和争夺客户而进行苦斗时，硅谷的大多数律师都了解了合作的重要性，因为所有的交易都是重复交易(硅谷是一个小地方)。焦土策略不可取，因为在硅谷盛行的态度是把饼做大，而不是瓜分一块大小固定的饼。在很多企业看来，律师都是好斗之徒。然而在硅谷，企业都专注于创造财富。无论是律师还是客户都不希望耗费数周时间争来吵去、相互威胁。

在内部，WSGR也设立了与众不同的规范。这是一种以共识为导向的文化，组织的领导人掌控着大部分权力。没有“步调一致”的自动提薪，也没有终身制，雇员和合伙人每年都必须挣出自己的生计之需。最后，该律师事务所十分提倡多元化，包括种族、性别、肤色和信仰。即便如此，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女性合伙人还是很少。

20世纪90年代的科技热潮带来了更多的客户、交易和冲突。例如，1995年，WSGR代表其客户希捷(Seagate)公司，此时正值希捷要收购康诺(Conner Peripherals)公司，由于康诺也是WSGR的客户，两个公司的CEO都必须签署一份利益冲突的豁免文件。随着保健业和生物科技业的扩展，WSGR 在 20 世纪 90年代代理了好几家生命科学企业，包括Abgenix、Cardiac Pathways Corporation、Cell Genesys 和 Vivus。非科技类的客户有家得宝(Home Depot)和Monaco Coach Corporation。90年代即将结束时，在1999年，WSGR帮助了118家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它代理的对象既有公司，也有承销商。它在全美律师行业里独占鳌头。公司规模迅速扩大以应付增长的工作量，公司规模在2000年达到顶峰，有近800名律师。其他全国性的律师事务所也陆续来到硅谷，开办了40 多个分支办事处。这是一个糟糕的时期，正如WSGR的合伙人鲍里斯·费尔德曼(Boris Feldman)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原始贪欲的时期。”有节制的贪欲一直是硅谷的重要组成部分，那里的观念是，如果你建立了一个好公司，你就会得到回报。但在科技泡沫时期，人们忘记了构建价值这一元素而趋向疯狂。费尔德曼认为：“硅谷的价值观，即便没有败坏的话，也肯定受到了伤害。”在1999年—2000年间，硅谷的律师们要求向客户的初创公司投资，以此作为代表他们

的一个前提，松西尼后来承认，这“差不多成了通行的做法”。甚至WSGR的一些律师也这么做过。然而高潮一过，科技泡沫的破裂发人深省，WSGR不得不解聘了数十名律师，硅谷的同行们也未能幸免。然而，那仍然是一段令人激动的时光，正如松西尼回忆说：“我记得斯坦福的两个学生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在一个星期六来我办公室会面的情景。他们说他们要创办一家公司，他们想把它叫作谷歌(Google)。我想，你们不能把Google当作公司的名字。然而如今，它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动词。”

21世纪的头10年对WSGR来说是一段艰难岁月。拉里·松西尼被卷入2005年的惠普董事会泄密丑闻，以及2006年惠普公司股票期权倒填日期的丑闻。虽然后来证明他是清白的，但是这两起事件震动了硅谷。此外，在2002年2月，松西尼曾是9家上市公司的董事，到2010年则仅是Echelon Corporation一家的董事了。他开始相信，应该反对律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以使董事会更加独立，律师也会面临较少的利益冲突。

硅谷其他的大律师事务所

其他一些重要的硅谷的律师事务所有库利(Cooley)、芬威克和韦斯特(Fenwick and West)、冈德森·德特默(Gunderson Detmer)。

库利成立于20 世纪30年代，当时阿瑟·库利(Arthur Cooley)和路易斯·克劳利(Louis Crowley)在旧金山的洪堡银行(Humboldt)大楼成立了一个合伙制的律师事务所。后来重要的合伙人有律师弗雷德·萨普里(Fred Supple)、比尔·戈德华德(Bill Godward)、罗文·盖瑟(Rowan Gaither)、埃德·哈德森(Ed Huddleson)、格斯·卡斯特罗(Gus Castro)和桑迪·塔图姆(Sandy Tatum)。这家律师事务所曾经多次改名，现在叫作库利。1958年，库利帮助组建了德雷珀-盖瑟和安德逊公司，这是在西海岸成立的第一个合伙制的风险投资公司。该律师事务所还于1957年组建了Raychem公司，于1959年组建了国家半导体公司，这两家是早期的高科技明星公司。此后，库利又在1980年协助基因泰克公司上市，在1983年帮助Amgen公司上市，它们是市值最高的生物科技公司。库利是一家位于旧金山的律师事务所，它于1980年在帕洛阿图开设了它的第二个办事处。1992年，库利帮助高通公司(Qualcomm)成功上市，不久就在圣地亚哥开设了一个办事处。库利后来又在其他科技中心陆续开设了办事处，比如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Boulder)、弗吉尼亚州的雷斯顿(Reston)、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华盛顿州的西雅图。2006年秋天，库利最终与克隆尼什-莱博-韦纳和赫尔曼(Kronish Lieb Weiner & Hellman LLP)律师事务所合并，这是一家位于纽约、从事破产、税务和复杂的商业与白领的诉讼业务的律师事务所。2012年，库利的重要客户有：谷歌、eBay、Facebook、英伟达、Tivo、Brocade、蓝牙、奥多比等。

芬威克和韦斯特律师事务所是由4名律师于1972年在帕洛阿图成立的。该律师事务所在1976年帮助苹果电脑注册成立，1986年又帮助甲骨文公司上市。他们参与了多起重大并购案，其中有史上最大的互联网公司合并案——VeriSign 公司以210 亿美元收购 Network Solutions和最大的软件公司合并案——赛门铁克(Symantec)以130 亿美元收购 Veritas Software。2012年，芬威克和韦斯特是总部位于硅谷的第二大律师事务所。

冈德森·德特默是一个小型的事务所，但是硅谷的很多天使投资家却愿意选择它，如克里斯·迪克逊(Chris Dixon)，因为它相较于大律师事务所更加灵活，结构也更简单。它与布洛贝克·福列格和哈里逊事务所，以及风险律师集团这两大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布洛贝克·福列格和哈里逊事务所成立于1926年，多年来拥有一些传统行业的客户，如富国银行(Wells Fargo)。然而在科技热潮中，该事务所的律师们选择了专为高技术客户提供服务(忽视了非周期性的业务，如企业破产和诉讼等)，他们接受股权代替现金，大肆挥霍做营销(电视广告)，还建造了一个豪华的总部大楼。公司的营业收入从1998年的2.14亿美元跃升至2000年的3.14 亿美元，其时该公司有754 名律师(每个合伙人的年平均利润超过100万美元)，已经显得头重脚轻。当公司在2002年开始裁员时，那些关键的律师跳槽到其他事务所，并带走了大量客户。留下的是一座大楼、区区几个合伙人和大量的债务，最后以曲终人散的结局告终。

风险律师集团成立于1993年，只为初创公司提供服务。该事务所在高科技热期间，曾因收取股票而繁荣一时。1999年，该事务所的产权投资产生了3000多万美元的收入; 2000年，此种收入已有1亿多美元。因此，该事务所的商业模式是基于产权酬劳而不是现金。从2000年到2001年，其营业收入从6400 万美元跌至5400 万美元，2002年跌幅更大。最后，风险律师集团并入了旧金山一家更大、更为传统的法律事务所赫勒·厄尔曼(Heller Ehrman，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也垮台了)。

昔日的投资银行风光不再

十分可悲的是，硅谷投资银行的历史是一部失败的历史。投资银行家们对硅谷的基础服务业至关重要，他们帮助公司从小到大不断成长，帮助私人风险资金成长为大规模的公共产权资本。投资银行家之所以必不可少，是因为根据美国证券法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定，一家公司在完成首次公开招股并筹集到资金之前，需要遵循一整套程序，并且要做路演。在路演中，公司管理层在美国各城市会见不同的投资者群体，以向公众筹集资金。投资银行家(也就是股票的承包经销商)利用这次路演，为公司(也就是股票发行人)建立一份订单。在顺利时，股票可以超卖2～3倍。至于投资银行家们必须承担风险、购买上市公司未完成销售的剩余股票并由自己持有，则十分罕见。有人认为，投资银行最重要的作用是它的联系人清单：一方面是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和共同基金的经理们; 另一方面是准备首次公开招股上市的公司。从本质上讲，投资银行家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授权的把关者和中间商。

并非每个人都喜欢投资银行家。托马斯·珀金斯认为，“投资银行家”这一名称是误导性的。华尔街的这些银行并不做投资，也不提供基本的银行服务。它们只不过推销一只新上市的股票，就像巧舌如簧的推销员。珀金斯写道：“说他们是收费的中间商，这显然不怎么吸引人，但是这比较接近对其实际功能的准确描述。”甚至在他职业生涯结束时，珀金斯发现，投资银行家对任何一个交易，都是异常地鼠目寸光，他们只关心所产生的费用。在珀金斯看来，投资银行家是“不可或缺的恶魔”。[2]

珀金斯的合伙人弗兰克·考菲尔德(Frank Caufield)对银行家有一条更辛辣的评论：“他们的自我约束能力跟迟钝的鲨鱼一样。”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一家投资银行的社会价值。任何成长中的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这只有公众市场才能提供。公共股权这种企业结构给公司和投资者带来很多好处：第一，对有限责任的双重保护(保护投资者不承担公司的负债和其他投资者的负债，同时也保护公司不承担投资者的债务); 第二，可交易和可替代，即股权的流动性; 第三，可通过上架发行、取得借贷和商业票据市场快速地进一步筹集资金。投资银行家是公共产权市场的惟一看门人，确保股票的买卖双方交易公平。

在硅谷的历史上，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末，是由四家独立的、总部位于旧金山的精品投资银行提供服务的。华尔街的竞争对手把他们称为HARM集团，虽然他们自己更喜欢“四骑士”这个绰号，他们分别是汉鼎公司、亚历山大·布朗父子公司(Alex Brown &Sons)、罗伯逊-斯蒂芬斯公司，以及蒙哥马利证券公司。到2000年，这些公司已经都被华尔街的大投资银行吞并。这是大量的投资银行家和其他关键员工倒戈的结果。这些银行未能保持独立，有以下几个原因。

• 华尔街的大投资银行在科技热潮期间开始激烈竞争，他们有更多的资源使他们可以这样做。例如，大投资银行可提供全系列产品为公司筹集资金，包括贷款、债券和特别类型的股票，而“四骑士”主要集中在传统的股票发行上。

• 大萧条时期的法规，如《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被废除，监管机构开始允许资产和负债规模巨大的商业银行进入精品投资银行的业务，之前的投资银行很快被纷纷打败。

• “四骑士”在泡沫达到顶峰之前，大都已经出清存底，以便其高级合伙人可以变现，他们或许预感到泡沫的存在，而他们进行长期竞争的地位很不稳固。

在2012年，华尔街的几家银行，如高盛、摩根士丹利、瑞士信贷和德意志银行等，主宰了硅谷公司的上市和并购市场。杰弗里斯集团(Jeffries Group)是惟一幸存的独立银行，但它的总部设在洛杉矶。

“四骑士”精品投资银行

在硅谷，历史最悠久的投资银行——亚历山大·布朗父子公司实际上是巴尔的摩(Baltimore)的一家银行，由亚历山大·布朗于1808年开办。这家银行曾经做过美国早期的一个股票上市的案子，客户是巴尔的摩市自来水公司。19 世纪后期，公司搬到纽约，从事铁路投资业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它在旧金山开设了一个办事处。公司有幸做了当代几家著名成长型公司的股票上市经纪人，其中包括微软、甲骨文、星巴克、联合保健(United Healthcare)。亚历山大·布朗父子公司在1997年被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收购，组成了BT亚历山大·布朗公司。两年后，在1999年，BT亚历山大·布朗公司被德意志银行收购。

旧金山投资银行的始作俑者是桑福德·罗伯逊(Sanford Robertson)。罗伯逊于1965年作为美邦公司(Smith Barney)的投资银行家来到加利福尼亚，并做成了应用技术公司和光谱物理公司两笔早期的交易。在此期间，他遇见了托马斯·珀金斯，当时光谱物理公司正在收购珀金斯的激光公司“大学实验室”。然而，依罗伯逊所说，是因为他在纽约市的同事们取笑他的“射线枪公司”，使他决定离开美邦创办自己的公司。他意识到，为一家东海岸的银行做西海岸的技术交易是没有前途的。于是他在1969年开办了罗伯逊-科尔曼-西贝尔公司(Robertson，Colman & Siebel)。从8个有限合伙人那里各筹集了10万美元，其中包括尤金·克莱纳; 另有3个委托人各出10万美元(合计110万美元)。这些有限合伙人带来了交易、建议、信誉和技术诀窍。

罗伯逊早期的交易包括Wangco公司上市，这是一家磁带驱动器制造商; 以及1972年秋天应用材料公司(Applied Materials)的上市，它后来成为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半导体公司。罗伯逊最骄傲的时刻之一是在里奇的凯悦之家(Ricky’s Hyatt House)邀请尤金·克莱纳和托马斯·珀金斯同进早餐，并介绍他们认识。他们俩一拍即合。罗伯逊说，这是“我一生做过的最佳合并……把那两个家伙介绍给对方，并做成了他们的第一个基金(840万美元，1972年)。”1971年，一位奥运会的优秀运动员托马斯·维塞尔(Thomas Weisel)加入该公司，公司更名为罗伯逊-科尔曼-西贝尔-维塞尔(Robertson，Colman，Siebel & Weisel)公司。维塞尔是一个学东西很快的人，1978年10月，这个资历尚浅的合伙人发动了后来人们所说的“叛乱”。维塞尔成了该公司的CEO，这促使罗伯逊和科尔曼离开了公司。维塞尔把公司改名为蒙哥马利证券公司。

蒙哥马利证券公司最后成了一个占主导地位的精品投资银行，专精于高科技和医疗保健行业。蒙哥马利是高科技公司TriQuint、Cyrix和Quarterdeck的首席投资银行。它也深入更广阔的市场，协助了安飞士(Avis)租车公司和吉他中心(Guitar Center)的上市。20世纪90年代是公司的好年景，雇员人数增加了一倍多，达1400 人。维塞尔最后在1997年把公司以12亿美元的高价出售给国家银行(Nationsbank)，尽管该公司只有约2亿美元可兼并的资产。出售一年后，维塞尔出走，创办了一个新的公司来竞争，名为托马斯·维塞尔合伙公司。他招募了几位最高级别的同事加入，并用他出售蒙哥马利所得的资金来资助新公司初期的运营。

然而，桑迪·罗伯逊在1978年下台之后并没有销声匿迹。他在那年与合作伙伴罗伯特·科尔曼(Robert Colman)和迪恩·伍德曼(Dean Woodman)组建了罗伯逊-科尔曼-斯蒂芬斯和伍德曼公司。1989年，公司名称缩短为罗伯逊-斯蒂芬斯(Robertson Stephens)公司。20年中，罗伯逊-斯蒂芬斯公司和蒙哥马利证券公司一直有着激烈的竞争。仅仅在20世纪90年代，蒙哥马利和罗伯逊-斯蒂芬斯就创造了超过110亿美元的股票上市发行额的好成绩，它们在其中都担任主要经办人，两家合并计算，轻易进入华尔街10大投资银行之列。

罗伯逊认为投资银行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银行家不但制定战略性的决策，还要跟公司董事会一起扮演“上帝”的角色。他还指出，因为在20世纪70年代资金很少，100万美元的交易是最大的。如果一家初创公司需要第二次融资，这就成了“摊薄”的一轮，比例是10美分对1美元，到了第三轮融资，创业者的股权就被完全摊光了。这就迫使创业者要精简节约、关注开支。到了20世纪80年代资金丰厚的市场形势下，一切都改变了。

获得罗伯逊-斯蒂芬斯公司帮助的公司有SUN、Excite等，还有生物技术领域里的凯龙公司(Chiron)。罗伯逊-斯蒂芬斯公司已经是成长型企业的带头承销商，这些成长型企业涉及高科技业、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医疗保健业、零售业、消费品和房地产等诸多领域，在30年的时间内，该公司完成了500多宗股票上市发行的业务，它经常让WSGR做企业法律顾问。罗伯逊-斯蒂芬斯公司在被出售前，领导或与其他合作伙伴共同管理了1997年25个最佳上市发行股票中的10个，1998年25个最佳上市发行股票中的8个。在高科技热期间的交易有：为Excite与@Home的合并案提供咨询，代理E-Trade收购Telebanc、WebMD与微软和Healtheon的交易等。

1997年6月，当合伙人以5.4 亿美元把罗伯逊-斯蒂芬斯公司卖给美洲银行(Banc America)时，发生了一段故事。合并后的公司取名为美洲银行罗伯逊-斯蒂芬斯公司(Ban-cAmerica Robertson Stephens)。大约11个月后的1998年，美洲银行同意与美国国民银行合并，当时美国国民银行刚刚成为罗伯逊-斯蒂芬斯公司的原竞争对手蒙哥马利证券公司的母公司。蒙哥马利证券公司和罗伯逊-斯蒂芬斯公司之间紧张的内部关系，使得合伙人将罗伯逊-斯蒂芬斯公司于1998年又以8 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波士顿银行，美洲银行狠狠赚了一笔。卖给波士顿银行不久，桑迪·罗伯逊就离开了公司，接替他的是首席运营官鲍勃·埃默里(Bob Emery)。当舰队金融公司(Fleet Financial)与波士顿银行于1999年合并、组成舰队波士顿金融公司时，罗伯逊-斯蒂芬斯公司被再次转手。由于华尔街大银行的介入，高科技投资银行业务的竞争日趋激烈，罗伯逊-斯蒂芬斯公司风采依旧，它在1999年—2000年承销了74家公司的上市股票，完成了总价值达55亿美元的交易。

到2001年，在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由于缺少对新技术公司上市的兴趣，以及没有十分合适上市的公司，罗伯逊-斯蒂芬斯公司陷入困境。它在2001年净亏损6100万美元(收入由15.6亿美元下降为5.43亿美元)，而它在2000年的净利润为2.16亿美元。2002年4月，舰队金融公司准备出售罗伯逊-斯蒂芬斯公司，由于许多分析师认为公司价值最多为1亿美元，所以他们就想拼命找到一个买家。罗伯逊-斯蒂芬斯的高级管理人员拼尽全力，争取有可能实现管理层收购。然而，这笔交易的谈判以恶语相向告终，因为罗伯逊-斯蒂芬斯公司的主管们不愿放弃自己上一年的销售绩效报酬。2002年7月，不胜其烦的舰队金融公司决定关闭该投资银行，他们在快速清盘的过程中解雇了近950人。

旧金山的最后一个“骑士”是汉鼎公司，它成立于1968年，由比尔·贺斌杰(Bill Hambrecht)和乔治·奎斯特创办。在20世纪80年代，汉鼎公司承销了苹果电脑、基因泰克公司和奥多比公司的上市首发募股。其早期的大部分员工都是工程师，而贺斌杰和奎斯特都是金融出身。他们寻找技术娴熟的合伙人，这些人能够依据科学和人作出判断，因为“数字是最后要看的东西”。基因泰克公司在开始融资时还没有销售额，只是承诺可在18个月内销售胰岛素，实际上却用了4年时间才实现这一承诺。汉鼎公司还开发了一个模式，即不只是为公司融资，而且对这些公司进行投资。贺斌杰解释说：“从经济角度来看，小公司融资不是非常有吸引力。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股东，就可以作为股东受益，我们认为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模式。事实表明，如果你回顾过去30年来汉鼎公司的业务，大约40%的利润来自于风险投资，60% 来自投资银行业务。”

20世纪90年代，汉鼎公司还支持了网景、MP3.com和亚马逊的上市募股。投资银行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竞争使汉鼎公司的成长前景受到限制，于是在1999年，大通曼哈顿银行(Chase Manhattan Bank)以13.5亿美元收购了汉鼎，并将其更名为大通证券西部公司(Chase Securities West)，现在是摩根大通(Chase Manhattan Bank)的一部分。离开汉鼎以后，贺斌杰推广了一种荷兰式减价拍卖模式，允许不只是投资业内的人士，而是任何人都可以在首次公开招股时购买股票。采用这种模式的公司有Overstock.com、雷文斯伍德酒厂(Ravenswood)和沙龙传媒集团(Salon Media Group)。最出名的故事是，贺斌杰博士的新公司说服了谷歌的创始人尝试荷兰式拍卖法，从而得到参与共同管理谷歌公司大规模上市首发的机会。

贺斌杰改变高科技产业投资规则的一个著名故事是有关法里农电气公司(Farinon Electric)的。

有一天，贺斌杰去拜访比尔·法里农(Bill Farinon)，并从那里得到一个启发。法里农的公司很小，销售额为200 万 ～300 万美元，但是有赢利。他的岳父投了资，不过很想折现。

法里农问贺斌杰：“我能不能上市？”

贺斌杰答道：“要上市，你得保持5年连续赢利，还要有税后年利润100万美元。你还得有这个那个。”贺斌杰告诉他四五条华尔街通行的上市要求。

法里农不解地问：“是谁定的这些规矩？”

贺斌杰说：“我不知道。这些就是规矩。别的我不知道。”

法里农跳了起来，吼道：“瞧你这些烂规矩，它们是为你们而定的! 所以你们利用它们赚了大钱。它们和我没关系。为什么不从我的立场看看？我要我的公司保持独立。我需要一些钱。”

当贺斌杰走出门时，法里农仍然怒气冲冲，他最后抬起头来说：“你觉不觉得我有一个好公司呢？”

贺斌杰回答说：“哦，是的。我觉得你真的有个好公司。”

法里农说：“你愿投一些自己的钱进来吗？”

贺斌杰回答说：“当然，我会愿意买你的股票。”

法里农又问：“如果你愿意自己花钱买股票，你为什么不愿意把它推荐给公众呢？”

贺斌杰终于被说服了。后来，他把这作为他们公司的信条。如果他愿意把自己个人的钱投进去，那么他也愿意将其出售给公众。[3]

幸存的投资银行

2012年，硅谷投资银行界占主导地位的都是华尔街的大投资银行。高盛、摩根大通、德意志银行、摩根士丹利、瑞士信贷和巴克莱(Barclays)这些投资银行做了大多数高科技公司的上市工作。托马斯·维塞尔保持独立，直到2010年初，被斯提菲尔金融(Stifel)公司以3.1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在2005年—2009年间，斯提菲尔只参与了科技、媒体和电信业的9个交易，而托马斯·维塞尔参与了96个。合并后的公司预计收入为16亿美元，其市场研究覆盖了1143家美国上市公司，这比华尔街任何一家投资银行都要多。但是它的主要办事处不在硅谷。

也许最后剩下的独立的投资银行只有杰弗里斯集团了。它是博伊德·杰弗里斯(Boyd Jeffries)于1962年在旧金山太平洋股票交易所外面的一个电话亭里创办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杰弗里斯集团更像一个细分市场的经纪人，而不是一家投资银行。它曾被投资者多元服务公司(IDS)收购，而后又变成独立公司，直到1983年成为一个上市公司。它曾一度专精于高风险债券和石油与天然气。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新任CEO弗兰克·巴克斯特(Frank Baxter)领导下才成为一个为初创公司和小企业服务的真正投资银行。1993年，它的股市分析师人数由0变为38个，投资银行的营业收入也增长了127%。桑迪·罗伯逊曾说过：“在 ‘四骑士’ 之后，市场上留下了一片空白，杰弗里斯有机会来填补它。他们总是有很好的交易和销售。现在，他们得到了整个版图。”

注　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