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硅谷百年史——伟大的科技创新与创业历程(1900–2013)

第二章 圆梦者：硅谷成功背后的秘密(1945—2013)

硅谷的独特性

硅谷是与众不同的。如果你沿着它的两条交通大动脉101号和280号公路南北穿行，并且同创业者、风险投资家、公司主管以及其他人谈话时，你会感受到一些非同寻常的独特之处。那个跟它最为接近的竞争者——波士顿128号公路园区，正在吃力地跟硅谷赛跑。

本章将逐一分析支撑硅谷崛起的一些重要因素，其中包括：作为硅谷发动机的大公司;为硅谷输送智力资本(聪明人)的大学; 风险资本、天使投资和法律服务; 明媚的阳光和温暖的气候; 大批发奋图强的创业移民的涌入; 创业与容忍失败的文化以及梦想改变世界的人们的灵感。

红杉资本的风险投资家唐·瓦伦丁(Don Valentine)认为，硅谷是难以复制的。他在一次访谈中说到了大学和温暖的气候等因素，但是他又说：“很难把它(硅谷的成功因素)用几句话说清楚。”他认为，风险投资人很重要，好的风险投资人不仅仅是投资——那只是买卖而已，他们还能帮助打造公司和产业。唐·瓦伦丁说“硅谷最宝贵的是一种心态”，在这里“你不必因为失败而背负污名”。因此，一名年轻的创业者能够创办一家公司，失败之后，还能够以更聪明、更成熟的方法卷土重来。瓦伦丁还承认，在过去的30年里，移民——特别是华人和印度移民贡献了很大的力量。[1]下面我们从“引擎”公司开始，要讲到瓦伦丁提及的许多话题。

硅谷的“引擎”公司

外人或许不知道，硅谷的发展动力并非来自初创公司，而是被一些大公司所支撑，这些跨国科技公司通常都拥有上百亿美元的销售额。当地报纸《圣何塞水星报》(San Jose Mercury Daily News)一直跟踪报道“硅谷 150 强”。2012年，硅谷最大的 10 家公司见表2–1。

表2–1 2012年“硅谷150 强”中的前10位

来源：美国证劵委员会Edgar数据库和彭博社相关数据。

除了表列公司外，外界大多数人不十分熟悉的其他公司包括赛门铁克公司(Symantec)、VMware公司、Juniper Networks公司、McAfee 公司、Netapp 公司、英伟达(Nvidia)公司、艺电公司(Electronic Arts，简称EA)、闪迪(San Disk)公司、新思(Synopsys)公司、瓦里安(Varian)公司、赛灵思(Xilinx)，当然还有Facebook公司。市值在10亿美元级别的公司几乎全来自高科技产业，在硅谷占统治地位(富兰克林资源公司是个例外，它是一家金融服务公司)。它们加固了硅谷技术生态系统的根基。

新技术的诞生来自大公司的“溢出”效应。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大公司的科研工作产生了多余的技术而没有得到足够的开发。IBM发明了硬盘和磁盘技术，它们被硅谷的新创公司所采用，由此出现了舒加特(Shugart)、希捷(Seagate)、昆腾(Quantum)、迈拓(Maxtor)。IBM还发明了关系型数据库技术，这给一些公司(甲骨文、Sybase、Informix)带来了机会。与此相仿，施乐硅谷研发中心(PARC)为个人电脑、图形用户界面(GUI)、局域网(苹果、微软、3COM)做出了同样的贡献。

硅谷可溯源于两家重要公司，它们创建了落户本地的产业。在当地产业发展的历史上，存在着某种“路径依赖”的关系，最初的一种产业导致了某些技能的产生，而这些技能对未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是20世纪20年代的联邦电报公司(FTC)——一家无线电公司，以及同属一个行业中跟进的利顿工业公司(Litton Industries)和AMPex公司。

其次是肖克利晶体管公司，然后是仙童半导体公司。它们催生了20世纪50年代硅谷的集成电路、存储器和半导体产业。整个半导体产业就是从仙童半导体公司及其最大的竞争对手国家半导体(National Semiconductor)公司中衍生出来的。

有关硅谷的一些重要动向，可在其2012年的“引擎”公司中明显看到：最大的产业是电脑软件与硬件，然后是生物科技，再就是工商服务业。

这些公司的核心团队由从事技术产品开发的工程师组成，所以这里总是十分需要高度熟练的工程师(2012年，圣何塞是全美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因为这些工程师的薪酬都十分优厚)。

表2–1中的10家公司都接受过风险投资，正如硅谷每一家市值10 亿美元的公司一样(惠普、Salesforce和Siebel或许例外)。在并不算长的历史时期内，这些年轻的公司成长为重量级的硅谷引擎(最老的是注册成立于1947年的惠普，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9年的合伙人时期)。

硅谷的大多数初创公司最后都卖给了“引擎”公司，它们没有保持独立和私有，也没有上市。所以多数创业者都在认真研究和揣摩这些“引擎”公司要收购和处理哪些公司。

如果说这些“引擎”公司是把工程师和初创公司当作燃料来消耗的话，那么我们下面来看看这些燃料的供应者们都是谁。

智力资本的供应者

硅谷建立在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网络中。其中有四家大学最为知名：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圣何塞州立大学。它们培养了大批工程和科学人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很高)，它们是聪明的、富有创造力的人力资本的供应者，这对硅谷的大“引擎”公司和初创公司十分必要。这些大学吸引了美国以及全世界的人才。无论是为了斯坦福及其周边的科学人才而来到硅谷的阿瑟·洛克，还是来斯坦福求学的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还是离开伯克利创办了SUN公司的比尔·乔伊(Bill Joy)，他们全是为了工程和科学的项目而来。

最重要的大学可能要算斯坦福了。风险投资家比尔·德雷帕(Bill Draper)曾经说过：“硅谷从斯坦福开始真是幸运。我认为，没有斯坦福就不会有硅谷。”20世纪30年代，斯坦福已拥有全美最好的无线电工程系。

使斯坦福与众不同的是弗雷德·特曼(Fred Terman)教授(后来成了教务长)。他致力于建立一所优秀的工学院，还计划要围绕着大学建立强大的公司群体。当时，大多数工程院系(特别是精英高校，如麻省理工学院)会把对课外产业有兴趣的教授和研究生解职或开除出校，在此情况下，特曼教授大胆地率先培育产学关系。此举具有系统论的特征，旨在建立一个具有互补关系的生态系统。在吸引具有创业潜质的教授和学生的同时，特曼还在关键时刻吸引了数百万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今天，在比邻于斯坦福校园的沙丘(Sand Hill)路上，坐落着2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它们投资了数十亿美元。很多初创的技术公司倾向于在附近的帕洛阿图、山景城、红木城开办。谷歌、雅虎、Youtube、硅图(Silicon Graphics)、SUN及其他主要公司就创办于斯坦福校园里的宿舍或办公室。有人把斯坦福称为硅谷的震中(只有桑尼维尔可与之竞争)。

其次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该校有着名列全美前5名之内的工程和科学院系。很多人认为伯克利是世界上最好的公立大学。它有着一流的师资和学生，遍布各个学科。出自伯克利的著名初创公司有苹果电脑(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在离校创办苹果公司时是该校的本科生)、Inktomi和Cadence Design，它们均是市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其他著名的伯克利校友有戈登·摩尔和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他们创办和经营了英特尔公司，此外还有闪迪公司的桑杰·梅洛特拉(Sanjay Mehrotra)、VMware公司的爱德华·王(Edward Wang)。鲜为人知的是，风险投资家托马斯·珀金斯(Thomas Perkins)与伯克利的迪克·吉内克(Dick Jaenecke)和亨利·罗德(Henry Rhodes)合作，在他们创办的“大学实验室公司”(ULI)制造早期激光器件因而掘得第一桶金。几年后他们卖掉了公司，每个人分得数百万美元。那时吉内克才25岁，他开玩笑说：“早退休的惟一问题是他的高尔夫球和网球球友尽是60多岁的人。”

斯坦福和伯克利像强有力的磁石一样吸引着人才。中国的上海交通大学每年都发表他们对全球1200所院校进行的学术排名。他们的定量公式是：校友获得过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项数(占10%)，教职人员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项数(20%)，21个大类学科的研究人员被引用数(20%)，在《自然》和《科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数(20%)，科学引文指数和社会科学引文指数(20%)。2011年，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全世界排名分别为第2和第4。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是世界上最好的医学研究机构。它在肾脏和肝脏移植、神经外科学、神经学、肿瘤学、眼科学、基因疗法、妇女健康、胎儿手术、小儿科、HIV/艾滋病和内科方面，拥有优秀的研究和治疗技术。它是美国政府(国家卫生研究院)医学资助的第三大户，在2007年总共获得的资助金大约为4.4亿美元。它的科学家在组合脱氧核糖核酸和人工合成胰岛素生产方面都开发出了领先的技术。如果有人想要开发新技术或将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产业化，那么世界上大概只有一两个地方的科学人才和创业基础设施能与这里相比。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基因泰克公司就是由该校的研究成果衍生而来。

最后是常常被忽略的圣何塞州立大学。该校提供工程领域中低成本、高质量的教育，特别是计算机科学和计算机工程。其工学院有近4700名学生，它是硅谷工程人才数量最大的提供者。著名的校友有英特尔的戈登·摩尔(他在该校就学两年)，杜比实验室(Dolby Labs)的雷·杜比(Ray Dolby)，谷歌的奥米德·科德斯坦尼(Omid Kordestani，谷歌早期的一个关键员工和该搜索引擎公司的副总裁)。

最后，我们还要披露一个令人震撼的事实。区区伯克利小镇居然有31名诺贝尔奖获得者，比这个世界上除美、英、德、法四国外的任何国家都要多。加上斯坦福大学的16 名，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3名，在这个比伯利兹或者斯洛文尼亚还小的、面积约为1.9万平方公里的区域里，诺贝尔奖获得者总数达到50名之多(未算入2013年的3位获奖者)。湾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比美国之外的任何国家都多。

所有这些学校创造了什么？富人和“书呆子”。

保罗·格雷厄姆写过一篇文章，名为《怎样成为硅谷》，他开玩笑说：“创造一个有助于创业的环境，这两种人就是你所需要的。”此外，格雷厄姆还相信，一种个性(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加上一大批通常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科学和工程背景的青年学生，对一个地方贡献良多。在格雷厄姆看来，在技术成为主流之前的数十年间，湾区已是一块吸引年轻人和乐观人士的磁石。“它是一个人们去探索新事物的地方……与加利福尼亚的潇洒是同义词”。并且，格兰诺拉麦片文化(Granola)、滑雪、冲浪、健步走、瑜伽以及对技术的狂热都没有消亡。[2]

在四大院校提供了脑力和能量的同时，风险投资公司、天使投资人和律师事务所组成的广大的基础服务业也支持了初创公司的孵化成长。

风险投资、天使资金和法律基础

对硅谷来说，还有两个体制性的因素非常关键。第一(这也是广为人知的)是风险资本与天使投资架构; 第二(不太为人所知)是法律架构，包括律师事务所以及加州独特的法律和规章。

风险投资机构和天使投资网络深植于硅谷，它们在硅谷比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要更加深入和富有。举例来说，根据《企业家》杂志报道，2007年，做过10个或更多早期投资项目的私人风险投资机构中，60%在硅谷设有办事处。据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统计，2011年，最大的风险投资机构大部分都在硅谷，如表2–2所示，硅谷占了风险投资资金的大部分。

表2–2 2011年美国风险资本投资总数

来源：2012年1月PWC/NVCA/MoneyTree报告，汤森路透数据库。

硅谷占2011年度全美风险资金总额的40%，多于其后三个最大的地区的总和。正如谷歌、Facebook和LinkedIn这些最近兴起的公司所表明的，硅谷的天使投资人(提供种子资金和投资早期公司的富人)常常是第一个物色项目的。

尤为重要的是，创业者和风险资本家是在默认和互信的网络中操作的。一旦信任破裂，受损的一方往往选择不起诉违约者，而是把这段经历公之于众，让违约的一方信誉扫地。比如Hotmail(以4亿美元卖给了微软)的沙比尔·巴蒂亚(Sabeer Bhatia)对他自认为的风险投资公司德丰杰(Draper Fisher Jurvetson，简称DFJ)的损人利己的做法大为不满，他在一次访谈中披露了这段经历。他的指控看来有些轻率或者失实，德丰杰对之给予强烈反驳。无论结果如何，他们都已在风投圈子里两败俱伤，创业者因此对他们看得更深入了。信誉事大，有个好信誉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尽责调查成本。企业家解决信誉问题的一个有趣的方式是在一家名为thefunded.com的网站上给风险投资家及其投资条件书(在一定条件下提供资金的文件)评级打分。

除资金外，硅谷的法律服务令人印象深刻。今天，诸如 WSGR [3]、Cooley Godward Kronish LLP、DLA Piper LLP、Gunderson Dettmer LLP等律师事务所，可以为初创公司提供一系列免费服务，包括新公司注册、起草投资条件书、法律表格提供等。一个没有什么信用记录的初创公司团队(无论是经验丰富的企业家还是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或圣何塞州立大学的学生)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这些免费服务。律师事务所希望能廉价地获取客户，因为它们很可能会变成明天的谷歌或Facebook。

在硅谷，一直有人在大力推动为初创公司的种子资金或早期融资制定标准化的条件，其中，天使投资人克里斯·迪克逊(Chris Dixon)所列出的要素比较有代表性(注意：这是件复杂的事)。

• 投资人或者得到普通股，或者是份额加倍的不参与普通股分红的优先股;

• 投资人按持股比例享有分红权利(无超级比例分红权);

• 控制权变动时，创始人可加速行权;

• 董事会由一名投资人、一名管理人员和一名双方接受的独立董事构成(或者两名风险投资人、两名管理人员和一名独立董事);

• 创始人薪酬不得超过“维持生计”之水平(富裕的创始人无薪酬);

• 如果小型天使投资人与大型风险投资者共同投资，他们应得到与风险投资者相同的经济权益，但是无控制权;

• 期权总量通常为10% ～20%，数量来自投资前估值;

• 其他条件(登记权、分红等)均为风险投资协会的标准条款。

迪克逊建议创业者和风险投资人只就两个问题进行谈判：初创公司的投资前估值(外部投资进来之前公司价值是多少)和投资金额/融资金额。一套标准化的条件以及简化了的谈判要点很重要。其一，它将帮助创业者以较少的精力较快地融到资金(交易成本较低)，其二，它将促进创业者和风险投资家之间的健康关系，帮助企业顺利成长。

除了投资项目的标准化条件和可以提供“免费”服务的律师事务所之外，加州法律的一些元素对初创公司也相当有益。首先，加州不允许雇佣合同中存在竞业禁止条款，所以人们可以离开一个大公司或初创公司，立即为一个竞争对手工作。这就实现了技术和创意的流动。其次，硅谷和加州没有积极执行有关商业秘密和私有信息的法律。公司的雇员因而得以频繁地更换工作。商业秘密是指有关如何完成工作，或者有关一般不为人知的专项技术任务的所有信息，这是雇主的财产，雇主通常可以起诉披露或者可能披露这些商业秘密的离职员工。然而加州的法院并未有力地执行这方面的法律，地方的法官和陪审团也不喜欢这类诉讼，很少判决给予赔偿。原告公司打这样的官司，其代价是内部士气低落，招聘的吸引力受损。(谁愿意为一个起诉自己前员工的雇主工作呢？)所以，虽然加州法律在纸面上同其他司法辖区的法律并没有多大不同，所有技术和科学领域的雇员都要签署有关商业秘密、发明权和私有信息的标准雇佣协议，但是这些协议并不能顺利地在法庭得到执行。

最后，某些普遍的商业文化和法律特色也促使了初创公司的形成，包括员工的快速流动、较短的职位任期、大量使用临时工、独立合同工和应急劳动力、内部人力市场疲弱、企业忠诚度低、职业规划常常涉及创业或参与创业、因特定技能而受聘、劳动力市场的中介作用促进了短期聘用(比如推荐临时工的中介公司和互联网求职)、灵活的报酬(包括奖金和期股)、收入与劳动力市场供给之间明显的不均衡状态。说起激励机制，股票期权文化很关键。它激励员工自动延长工作时间以获取高报酬(这样就把正常情况下10年的工作量压缩到3年)。

初创公司的年轻员工们由于漫长的工作时间而没有多少业余时间，他们当然要更好地享受仅有的闲暇时间。加州的美好天气，也是他们美好生活的引人入胜之处。

晴朗温暖的气候

在硅谷的发展过程中，一个经常被提及但却被低估的事实是其晴朗的地中海式气候。很多创业者都被这里的气候所吸引，其中包括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他创办的研究所——肖克利晶体管实验室被认为是技术初创公司的种子。从仙童半导体公司中衍生出来的公司催生了半导体产业，以及后来在硅谷遍地开花的整个计算机和软件产业。肖克利是帕洛阿图本地人，他重归故里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这里美好的气候。正如每一个加州人都可以证明的那样，全年阳光明媚的气候实在是令人难以抗拒。

地中海式气候冬季温和多雨，夏季干热，适合种植葡萄(由此兴起了酿酒业)。地球上只有2%的土地拥有地中海式气候，它们都在沿海地区。

• 真正的地中海地区，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这些国家的沿海地区;

• 澳大利亚的西南部和南部地区;

• 智利中部部分地区;

• 南非的西部，主要是开普敦地区;

• 北美州从旧金山湾区到南加州的狭长地带。

我们可以更具体地比较一下帕洛阿图(硅谷的心脏地带)与坎布里奇(波士顿128 号公路地区的心脏地带)的季节气候模式。帕洛阿图冬季较温暖，平均气温华氏50度(10摄氏度)，而坎布里奇是华氏30度(零下5摄氏度); 帕洛阿图通常夏季凉爽，平均气温不到华氏70度(20摄氏度多一点)，而坎布里奇地区却为华氏80多度(接近30摄氏度)。来到硅谷的程序员和工程师们注意到了这一点——毕竟他们是受数据驱动的。

硅谷的气候是如此的温和宜人，这吸引了一个重要群体：来自印度、中国、俄罗斯和东欧各国的具有科学和工程教育背景的移民。他们全都不喜欢波士顿的冬天。本书的两个作者曾一度住在加州的红木城，这里临近伍德赛德(Woodside)和帕洛阿图，其和煦晴朗的天气产生了一句官方宣传语：“好气候胜过政府的努力。”很多人，如唐·瓦伦丁、拉姆·施里兰(Ram Shriram)、拉里·埃里森(Larry Ellison)都提到，美妙的气候是他们待在加州的一个重要原因。

移民的流入

硅谷是一个吸引人才的磁石。它吸引人才的范围，不仅是加州的3700万人，也不仅是美国的3.1亿人，而是全球的68亿人(尤其是总共拥有20多亿人口的中国和印度)。更重要的是，硅谷是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中吸引人才。2009年，移民占全美人口的比例仅是12%，但他们占美国科技工作者的比例是24%，占科学和技术博士人数的47%以上。这一点意味深长。

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娜·李·萨克森尼安(Anna Lee Sexenian)1999年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国外出生者占硅谷熟练的科学和工程工作者的三分之一。印度人和华人占多数，约占总数的75%之多。萨克森尼安发现，1998年，中国和印度移民经营着硅谷四分之一的高科技企业，销售额总计为168亿美元，提供了超过58 000 个就业机会。更具体地说，1980年到1984年成立的硅谷科技公司有13%由华人或印度人任总裁，1995年到1998年成立的公司的这个比例是29%。在2008年的进一步研究中，她和她的团队估计，硅谷所有成立于1995年到2005年的公司中，25%的公司至少有一名共同创办人是移民，这些公司在2005年创造了520亿美元的营业额，雇用了45万名员工(其中三分之一的创办人来自中国和印度)。有趣的是，美国出生的硅谷公司的创办人，多数来自加州以外的五个州：新泽西州、密歇根州、佐治亚州、弗吉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

允许更多的熟练技术移民的进入对创新有着直接的影响。根据一项研究，每增加10%的外国研究生会增加4.5%的专利申请数，增加6.8%的大学专利授权数，增加5%的非大学专利授权数。请注意，是政府的干预增加了移民。尤其是1965年的《哈特·塞勒法案》和1990年的《移民归化法案》，两者都新增和扩展了授予具有高度技能的移民及其家属的特别签证。后者把高技能移民的数量增加了超过2 倍，从每年54 000 人增加到每年140 000人。

华人和印度移民也长于结社交往，他们创办了20多个工商和行业协会。印度移民萨蒂什·古普塔(Satish Gupta)创办了SenSen Networks公司，他是硅谷印度裔社交团体TiE的一个早期成员。他感到，对于新移民创业者来说，“关系最重要”。他认为，非正式的移民团体靠的主要是信任。“信任关系到一个人的可信度、肢体语言、行为表现和文化背景”及其他因素，甚至包括社会等级或财务状态在内。[4]

少数族裔社团是很重要的。正如SUN公司的共同创办人、风险投资家维诺德·科斯拉所说：“族裔社团在这里确实在起作用：人们相互交谈，探索各自的创意，他们介绍自己认识的其他人，这些人可能同他们属于相同的族裔。由于语言和文化背景如此相似，信任感也得以加强。”并且，一个成功的印度企业家投资一家公司，会给创业者带来倾听本地区较大的风险投资基金意见的好机会。

创业与容忍失败的文化

硅谷能成功，是因为它鼓励明智的失败。一句耳熟能详的忠告是：“失败是常事，但要失败得快些。”正如《麻省理工学院创业评论》(MIT Entrepreneurship Review)的共同创办人在访问硅谷之后所发现的，在硅谷存在着“试错法”，或者是“失败可以创造机会和更好的创新”这种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理念。再就是，失败者受到的是“鼓励而很少是惩罚”，这说明美国西部的开拓精神依然存在。[5]

但是失败并不是全部。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的合伙人道格·列昂(Doug Leone)如是说：“成功和失败应该是平衡的。如果你还没有失败过，那说明你还没有尝试; 但如果你只是失败过，那说明你还不知道怎样正确地做事。”

BEA Systems公司(2009年被甲骨文公司以85亿美元收购)的共同创办人比尔·科曼(Bill Coleman)对于失败有着更透彻的见解。科曼认为，硅谷的秘密是“失败，容忍大量的失败，20家公司中只有一家能在这里成功。但是你若是失败了，那就重新再来”。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其他一些地区的商业文化严厉地惩罚失败，企业家得不到第二次机会。科曼自己就有过多次失败的创业(Visicorp和Dest Systems)经历。所以当他创建BEA Systems时，他招聘的高级管理层，都是由那些至少曾经在一个失败的公司里工作过的人们组成。科曼相信：“你所学到的不仅是失败和如何才能成功，还有在心理上如何应对失败。”科曼以SUN公司为例，它在创造新产品时所做的一切都可能是错的，但是它改正得很快。在他看来，“一个初创公司不是一个技术公司，而是一部学习机器”。[6]

世界上几乎没有像硅谷这样宽容失败的商业文化。只有经历失败并从中学习的人，才能成为优秀的企业家和管理者。他们成为聪明的冒险者，知道如何抓住机遇、创造财富。或者正如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在印度裔企业家2010年年会上所言：“一个初创公司就像一部能把一元钞票变成二十元的机器——如此而已。”本书有三章讲述失败，因为硅谷失败的公司更能告诉人们：是什么使硅谷及硅谷人成功。

追随梦想、改造世界的灵感

创造财富是一种强大的动力。如果有足够的人专注于此，可以想象，贫穷将成为历史的遗迹。但是硅谷大多数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们的目标比财富(金钱)更加伟大。他们怀有的愿景，是要让世界成为他们想象的那样。他们的金钱已经超过自己生存的需要，他们创造的财富终其一生也无法使用完。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梦想要改造世界。

苹果电脑的史蒂夫·乔布斯不只是要卖硬件装置、精心包装的微电子芯片及移动的输出/输入装置。他要改变人们相互想象和互动的方式，改变世界使用技术的方式。他所倡导的设计是如此漂亮，足以使他们公司的发明进入博物馆(就像奥利维蒂公司在1969年—1970年生产的打字机，于2011年被陈列在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中，成为设计的经典)。

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不想只是做个广告贩子，而是要收集和整理全世界的信息，以便使之容易搜索。他们把每本书进行数字化，再造神话中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或如布林的嫂子苏珊·沃奇斯基(Susan Wojcicki)在2000年谈到他们的计划(谷歌那时甚至连营收的模式都没有)时所说的：“他们实际上会计算一下这里面的数字，比如需要多少台扫描仪，需要多少个小时。这样他们就有了一定的概念，知道它是一个可行的项目。”

Facebook公司的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要的不仅是一个销售广告和数字产品的社交网络。他要根据社交图谱的属性来了解世界上每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然后帮助人们以更有效的方式交往。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当是讲故事的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荷马(Homer)、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或者格伦·贝克(Glenn Beck)。

维诺德·科斯拉不仅要使他的基金投资人得到30%以上的标准回报率，他还要解决不可再生能源的问题，帮助世界找到一种取之不尽的、清洁的、可持续、可再生的能源组合。这不仅仅是妄想：科斯拉说服了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加入他的计划。

最后，硅谷是由梦想和体制构成的。梦想是一种奇特的东西，它产生于一个人的心中，当一位创业者激励一个团队创办一家公司时，梦想就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体制则提供了所有必要的资源：人才、高效率的工作环境、支持创业的基础服务、正确的文化思维等。正如许多硅谷人所说：“硅谷最宝贵的是一种心态。”但是它也建立了正确的体制，在这里，新来者能够(用艾萨克·牛顿的话来说)站在巨人肩上(或者在他们面前的云计算的基础上，方便地开发应用程序)。

注　释